【热门】中国性别比失衡治理13年：专家称5年后光棍近澳大利亚人口

本篇文章4387字，读完约11分钟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9 .2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近年来在中国备受关注 cfp资料最近，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伊丽莎白·莱姆( elizabeth j. remick )等学者发表了“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文章，转载到中国媒体后，受到了广泛讨论 出生人口性别比(即对应出生100名女孩而出生的男孩数，以下简称“性别比”)的不平衡问题近年来在中国备受关注 更多的人口专家认识到，持续30多年的性别比失衡尚未根治，由此引起的问题日益突出，生育率过低，此外，还成为被决策层重视的问题 8月28日，福建省统计局调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在彭湃情报( thepaper )的采访中表示，性别比失衡引起了“婚姻压迫”，到明年中国的“剩男”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他们大部分 流行观点把性别比的不平衡归咎于重男轻女观念及其人工干预措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教授告诉彭湃说，如果把“重男轻女”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唯一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之前，无法解释中国性别比一直正常的理由。 人口学专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在接受澎湃情报采访时认为，“重男轻女”不是性别比失衡的充分条件，“重男轻女，胎儿性别鉴定和生育限制，三者必不可少”。 性别失衡的管理13年中国从1982年开始性别比出现失衡，最初认为有女孩的失报，没有被重视 在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 .2，高层认识到形势严峻 为了管理不平衡的出生性别比，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002年11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原国家药监局共同发表了《非医学上必要的胎儿性鉴定和选择性性别中止人工妊娠(“两非”)的相关规定》，正式开始了禁止胎儿性鉴定、管理性别失衡的战斗。 2003年4月，开始了“对女童的照顾行动”，目的是通过提倡男女平等，扭转中国存在的新生儿男女比例失衡问题 卫生、公安、司法、检察等多个部门也一起严格调查了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生育事件。 年6月30日，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发布全国调查所“两非”事件区域合作事业规范(试行)的通知》，要求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两非”事件区域合作联合会议，在遇到重大事件或重要情况时随时召开 年上半年以来，打击“两非”管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攻防战在全国范围内稳步进行 4月30日，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等7个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两非”专业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目的是整顿全国“两非”专业行动，确保“十二五”计划完成性别比在115以下的目标。 今年是“十二五”计划的最后一年 今年是在国家一级正式管理性别比失衡的第十四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实现了2009年以来最大的减少幅度，但仍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103—107的水平 他们为什么想生男孩，男性和女性的观念被认为是性别失衡的重要原因。 从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现实诉求开始，到了现代社会就会发展成连接家族血脉的信仰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中国还有很深的土壤 据此前媒体报道，山东临沂兰陵县为控制合法出生率，向基层干部提出了“流产指标”。 据当地村支书报道，兰陵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家里没有儿子就受到鄙视”。 当地女性吴英有个妹妹，从小听到母亲说男孩抬不起头来，她对自己的出生感到内疚 她说在大学毕业之前，她一直在认真考虑问题。 在合适的时候离家出走，说家里生了孩子，可能有个男孩。 男孩的喜好不仅是北方农村，在南方富裕的福建，很多人想把积累的家族财富留给儿子 厦门市小学教师张妍于2000年生下女儿，作为公务员，这意味着合法的生育权的结束，但婆家对男孩的渴望尚未解除 此后十多年来，张妍一直受到家人的威胁 她希望政策全面解放两个孩子后生育，保护工作，家人指责她自私，不愿意为家人牺牲。 她试图和丈夫代孕，但代孕机构被没收结束了 年初，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放松，张妍已经四十岁了 矛盾越积越多，终于发展成了不可收拾的家庭战争 丈夫林阳威胁过她一次，“如果你不想出生，我就出去寻找人生。” 年末，离家几个月的张妍回到丈夫身边时，她发现丈夫已经按家人的意向，怀了外面的女人和孩子。 经过b超鉴定是个男孩，第二年出生 类似的悲剧不是个案。 张妍说，她的一些亲戚和同事在家人的压力下辞职回家生男孩。 不想妥协的女性，只能对丈夫以外的“代生”行为“睁大眼睛闭上眼睛”。 张妍不能接受的是有亲戚，劝她和这以外的女人和睦相处。 张妍说，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扭曲了人性，最终她选择了和丈夫离婚。 据厦门市统计局报告，该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11.69上升到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18.37，10年平均超过正常范围，“迄今为止结婚年龄层男女两性人口的比例不平衡，社会迅速发展。 厦门市卫计委打击“两非”员工王辉荣有数据显示，重男轻女最严重的三个省是安徽、海南、福建，厦门不是福建最严重的地方。 根据性别比失衡公开新闻，中国的性别比失衡始于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随后上升 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其中部分省份还维持在130 大大偏离了正常区域 根据国家卫计委情报处前处长陈剑《中国计划生育革命纪实》一书，1982年是计划生育政策从以前比较宽松的“慢、薄、少”政策向“一儿化”转变的关键年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教授在澎湃情报中表示，如果把“重男轻女”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唯一原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中国出生性别比正常。 乔晓春说，“这个时期‘重男轻女’同样存在”，唯一的变量是乔晓春发现这个时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执行。 许多受访者认为，只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不会导致性别比失衡，生育机会的限制迫使人们采取人工手段留住男孩，放弃女孩。 人口学家何亚福分析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在实施“一儿半”政策(第一个女孩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很严重。 当年全国第一胎性别比为107.1，基本正常，但第二胎性别比激增至151.9 何亚福分解了，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次分娩的，因为这些人不在乎第一胎的性别。 第一胎生了女儿后，第二胎成了人们最后的生育机会。 因为这些人想办法生男孩，那时用超声波鉴定胎儿的性别，留下男性去女性 另一个数据也印证了这种想法 据《海峡都市报》年8月11日消息，福建有独生子女303万人，其中男性229万人，女性74万人，男女比例接近3:1 “只有一次生育机会的情况下，喜欢男孩的家庭会人工生男孩。 “何亚福说，如果没有生育限制，尽管有重男轻女以前就流传下来的观念，人们还是可以用很多生命实现愿望。 黄文政表示，如果没有生育机会的限制，从“直到生下男孩”统计学中分解性别比是很平衡的。 “光棍危机”的性别比失衡，必然会引起婚姻市场的不平衡 福建省统计局调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写道，年0—19岁人口男孩1.72亿人，比同龄人女孩多2210万人，其中1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950万人，男女比例111.5人为100人。 这意味着年结婚的20—29岁男孩比女孩多近950万。 0~9岁的男孩比女孩多1260万人，男女比为118.9比100 姚美雄分析说，年后，一成以上的年轻男性找不到配偶，年龄越小越严重，社会将形成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 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的推算更是形势紧迫 他告诉澎湃，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2—26岁，男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表示，中国两者的比率如果年前的变动在90%—100%之间，就没有严重的单身问题。 但是，从年到24—28岁的男性人数迅速超过22—26岁的女性，年的比例超过125% 由此认为，年的“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姚美雄认为，男性和女性少必然会引起“婚姻压迫”，高龄男性从低龄女性中选择配偶，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压迫，城市男性寻找乡村女性，富裕地区男性寻找不发达地区的女性，“剩男”最后是贫困阶层 姚美雄说，政府可以帮助“剩男”处理经济上的困难，但对“婚姻贫困”无能为力。 年，“剩男”的规模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年估计2400万人)，即使通过“进口”，新娘也是杯水车薪，“剩男”还在生，他们大部分都是单身生活。 姚美雄说，正常人的合理生理和心理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对社会的认可就会下降，也有可能诱发反社会心理，与其他社会矛盾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宽松的生育政策比较有效吗？ 年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召开部署会议后，各地也迅速采取行动，打击“两非”的新闻频繁出现在媒体上。 “如果最后一年不完成任务，座位可能保不住 ”不想起厦门市名字的官员说 厦门市卫计委打击“两非”员工王辉荣认为，打击“两非”对抑制性别比失衡的作用有限，一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因行政手段而变化。 而且，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b超机很容易得到，采血鉴定到国外也不困难，给执法带来了困难 厦门市卫计委法规科的一位官员澎湃情报说，男性的喜好有很深的现实土壤，至今农村家庭对男性的依赖仍大于女性。 他认为，为了消除男性的喜好，有必要建立完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认为“让父母切实感受到男性和女性都一样”。 中国政府通过连续几年的综合管理，到2009年出生性别比出现拐点，开始逐年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年度性别比下降到115.88，比上年下降1.72个百分点，是6年来下降最快的一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认为，年性别比大幅下降的理由是年末实施单独两婴政策 他相信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缓和出生性别比的不平衡 北京大学的穆光宗教授澎湃情报说，为了消除“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有必要重建生育文化，这是一项大规模的工程，很难一蹴而就。 他认为，最操作性的方法仍然是开放计划生育。 许多受访者举了肯定的例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甘肃酒泉和河北承德开展了全面的生二胎考试，“一对夫妇可以生二胎”。 人口普查时，在试验地所在的省份存在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但除承德外，其馀3个试验地的出生性别比一直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正常”。 中国人大学人口学教授顾宝昌在其主办的《八百万人实践中》中，在试行地数据观察后，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促进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生育二胎缓和了生育数量与生育性别之间的矛盾，为征婚创造了条件，减轻了养老压力 顾宝昌以承德试验区性别比失衡为例进行分解，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不是实现性别比正常化的唯一条件，管理性别比失衡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 (应回答者的要求，文章中的张妍、林阳是假名)(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