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中归联︱日本战犯三尾丰的真诚认罪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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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拘留了一千名前侵略日本战犯，进行了教育改造，认识到了自己的加害责任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些战争罪犯进行公开审判，除45名犯罪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同的有期徒刑外，其余 有期徒刑战犯的最后一批于1964年4月刑满释放回国 这些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回国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此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敢于面对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体验者的他们总是站在“战争加害者”的立场反省侵略战争， 他们受到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和迫害，但在2002年由于成员老龄化，总部解散之前多次活动 其中一个分部拒绝解散，誓言直到最后一个身体 现在，健在的“中归联”的成员屈指可数 “中归联”的负责人认为，关于战争责任，执行者承担执行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追究命令者的责任，这一点上，“中归联”的三尾丰在真诚的道歉、反省和受害者之间取得了谅解。 三尾丰的一生三尾丰于1913年11月出生于岐阜县的农家 兄妹，祖先向地主租土地付房租，父亲和叔叔作为军人参加过日俄战争 少年时代的三尾丰在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教育下，从小就崇尚职业军人 1933年6月，在家里接到征兵检查的通知时，母亲流泪了，但那时的三尾丰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流泪。 1934年1月，三尾丰健诊断甲种合格，加入了“岐阜步兵68连队”，但日军野蛮绝对服从的新兵教育令军队失望。 1935年5月，三尾丰随行到达哈尔滨 1935年6月，军队幻想破灭的三尾丰把奋斗目标对准宪兵。 宪兵的高报酬可以逃避战场枪林弹雨的危险，但宪兵需要训练审查，三尾丰苦学后通过了宪兵考试，次年赴任齐齐齐哈尔 之后牡丹江的抗日活动频繁，三尾丰搬到牡丹江从事件报告中召集员工 1941年4月，三尾丰作为中士调到大连宪兵队总部，之后晋升为曹长，主要负责思想管理 1943年10月参与了与苏联情报系统有关的所谓“大连事件”，逮捕了多个中国人，通过酷刑、恐吓等手段将其中4人作为“特移解决”的“圆木”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 1945年8月，当时担任关东军大连黑石礁宪兵队警务班长的三尾丰在大连被苏联军队捕获，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关押了5年 1950年7月，三尾丰和其他前侵略日本战犯共计969人从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处 1956年8月，基于新中国政府“免除起诉，立即释放”的慷慨政策，三尾丰等作为第三批释放战犯从天津塘沽港乘坐日本“兴安丸号”回国 1987年，三尾丰胃癌手术 1998年7月因旧病复发治疗无效 中国时代三尾丰三尾丰及其所属的关东军宪兵队根据三尾丰的回忆，当时伪满洲国的治安完全由宪兵队支配，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兼任伪满洲国的警务支配委员长，一般警察与铁路警察统一归伪满洲军宪兵队管辖 宪兵本来的任务是维持军队秩序，但战时的首要任务变成了“监视战争区域的间谍、民心动向”等 因此，宪兵相对于平时在日本国内由陆军大臣管辖的“敕令宪兵”，战时转为关东军作战序列，从“敕令宪兵”转为“军令宪兵”，被关东军司令官管辖，兼有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的责任，按照“战地作战要务令”进行活动 这除了战时三尾丰发现的高薪外，还是关东军宪兵队，拥有行政和军令以上的自由 三尾丰所属伪满洲国宪兵的首要任务是防止间谍活动，与关东军合作作战，他们的思想渗透到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内外 具体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积极协助镇压苏联陆续派往中国的情报组织活动的反满抗日运动的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关东军秘密推进的731部队的细菌作战准备。 协助从事化学武器开发的516部队526部队等 为了完成以上任务，关东军于1941年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第86部队，即特设化学侦查部队，设有无线班、毒物班、指纹班、照片班、邮政检查组等5个班。 这是三百多人编成的巨大机构 其中无线班的部署最强大，班长由宪兵少校负责，专门调查苏联无线情报组织，三尾丰作为骨干参与了当时他们称为“大连事件”的苏联情报事件 根据三尾丰和“大连事件”迄今为止调查的资料，“大连事件”是三尾丰、长沼节二等在大连逮捕中国人的事件的简称 事件发生在1943年10月，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化学搜查部队(也称为“满洲第867部队”)开始频繁活动后，日军在大连地区频繁监听到苏联红塔方面的信号，宪兵队很快成立了国际间谍事件调查组，在大连星海浴场附近的黑石礁进行了索道 经过审判，王耀轩没有提出日军期待的任何情报，三尾丰受到了搜查主任的批评，所以他决定对王耀轩进行严厉的拷问 经过“灌水”“被炉”等拷问，王耀轩什么也没得到 大连宪兵队除沈得龙供述的一部分外，没有任何资料和证词的情况下，以“国际间谍新闻事件”的核心人物的名义，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交沈得龙、王耀轩、王学年、李忠善四人作为“特移解决”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 1944年2月末司令部批准了“特移解决” 1944年3月1日，三尾丰奉大连宪兵队白浜队长的命令，用列车护送部下4人到哈尔滨 到达后，在严密的警戒下，交给了从特殊通道出来迎接4人的便服宪兵 双方在背地里完成交接手续后，沈、王等4人被解开枷锁，像猪一样野蛮地拉进了黑色的铁面包车里 晚年的三尾丰回忆说，送4个人去哈尔滨，只是感受到作为宪兵的方便，他们只需要把调查对象送到哈尔滨，关于今后送到哪里，与他们无关，宪兵方面不需要提供任何调查报告，是宪兵的特权。 然后，虽然不知道是用活体解剖、细菌感染等手段残忍地杀害的，但最终他明确了那4个人无论被送到哪里都会死亡。 三尾丰在路上假装平静，有时用不流利的语言和沈得龙等人说话稳定了对方的感情，但这次不光彩的经历一直没有离开之后的记忆 在1954年三尾丰写的笔录中，笔者发现尽管他没有亲自杀了王耀轩等4人，但作为自己的战争犯罪事实，仍把王等4人送到了哈尔滨石井部队。 这证明了20世纪90年代三尾丰坦白这一犯罪的反省，与40年前的20世纪50年代坦白监禁期间的罪过不同，40年后的三尾丰在反省中叙述了当年押送王等4人去哈尔滨时的心理，作为加害者站在东京地区作证， 1997年10月，三尾丰在731部队证言听证会上回国后，在坦白和反省这次事情的1956年夏天，作为第三次被释放的三尾丰回国后，和前两次一样贴上了“洗脑”的标签，没有被战后的日本社会接受，但“中 1964年，第一批战犯回国8年后，战犯获释回国 今年1月，“中归联”举行了“第四届全国大会”，全会一致决定“中归联”以独立的组织形式与中国政府接触 因此，“中归联”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三尾丰担任委员长，“中归联”策划、组织、参加了一个组织的活动 1972年9月，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同年11月，三尾丰作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第二次访华团”的成员，与“中归联”第一任会长藤田茂一行一起访华，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希望“中归联”如实地保留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历史。 中日两国的真正友好应该建立在从两国人民内心深处真正理解产生的信任的基础上，因为这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最终实现中日两国人民子孙后代的友好睦邻关系。 三尾丰作为访华团的一员，认为也是与周恩来总理的约定，他说“反战和平中日友好”才是“中归联”活动的宗旨。 周总理和三尾丰拍照对自己宪兵期间犯罪一事，三尾丰不是回国后反省的，而是因为不知道当时的石井部队在中国做了什么。 随着20世纪90年代原侵略日军731细菌部队的犯罪暴露，三尾丰加深了对自己战争犯罪的认识 1993年7月，三尾丰在新宿参观日本首次举办的“七三一部队展”时，当时自己执行的所谓“特移解决”，是将被捕的情报员和反满抗日志士送往哈尔滨的石井部队731部队，被送往731部队的人，是细菌 他渐渐认识到自己犯罪的严重性，然后问了很多问题要找受害者的家人当面道歉。 从此，三尾丰开始了对这一犯罪的反省道歉之旅 1994年左右，三尾丰参加了日本“731部队展”，开始了相关证言演讲 1997年10月1日，三尾丰在东京地区召开法院，作为肇事者的证人陈述了自己的罪状 另外，三尾丰是季刊《中归联》的发起人，也是创刊者之一 结合1996年日本学者田边敏雄对“中归联”的攻击性言论，以及此前日本社会出现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和右翼学者关于战争历史问题的歪曲，1997年初，“中归联”开始形成言论战争平台，84 1997年12月13日，在东京举办的季刊《中归联》创刊纪念会上，三尾丰术后拖着重病体出席演说，忏悔自己作为宪兵将4名中国人作为人体实验资料送往731部队的犯罪，余生揭露了731部队擅自隐瞒的秘密 1998年3月，受害者家属王亦兵在东京地方法院作为原告起诉时，三尾丰再次拖着重病的身体旁听 三尾丰不仅口头道歉，而且把道歉的心情付诸实践 与他后半生勾结的一条线索是，他必须认真反省宪兵期间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从内心深处向中国人道歉，道歉、赔偿是他剩下的短短一生中最大的任务 东京地方法院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辩护团的律师们被三尾丰对他们工作的积极协助和他几十年如一日积极从事“中归联”活动的执着深深地感动了。 1997年10月6日，洛杉矶时报对三尾丰的报道采访了多位“中归联”成员日本报告文学作家星彻。 “中归联”成员的道歉学习在战犯管理期间没有完全完成。 他们在战犯管理期间的学习和认罪活动，只不过是回国后半生进行的“认罪”的“基础学习” 三尾丰就是个好例子，他的一生朝着“真正认罪”的方向努力 三尾丰认识到不应该在抚顺战犯管理处做，但那只是初步的“认罪”，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是在回国几年后理解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悲伤和痛苦后实现的，决策的契机被他逮捕 三尾丰道歉，也一直在考虑自己的犯罪，法庭上的证言进一步提高了认罪的意识 战争肇事者与受害者和解三尾丰真诚认罪，最终被“大连事件”受害者之一王耀轩遗属王亦兵了解 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王亦兵总结了与直接加害者三尾丰之间取得谅解的理由:三尾丰是战争犯罪的执行者，但他只是执行命令而不是命令的发行者。 三尾丰已经受到中国政府的慷慨审判，免除起诉释放，三尾丰已经被这种犯罪处罚，而且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特赦，成为了普通民众。 三尾丰的诚实，即承认犯罪，真诚道歉的态度 以上三个理由，无论缺少哪一个我都不允许三尾丰 基于以上理由，我原谅了三尾丰，和三尾丰握手言和 我认为我和三尾丰的握手与其说是我和三尾丰个体之间仇恨的结束，不如说是我对日本人民友好意义的表现。 星彻认为三尾丰等“中归联”成员的罪恶和反省决不是他们的“伟大”。 因为对他们来说，无论多么道歉、认罪，他们犯下的罪都无法消除，他们中有些人非常清楚。 “中归联”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希望余生把这些犯罪的事实告诉人们，以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 战时在山西多次进行人体解剖的前战犯汤浅谦说:“至少有一千多名日本人在中国直接进行人体解剖，在日本社会只有我一个人提到了这个事件，其他人说:“我忘了。” 日本人对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意识非常冷淡 他们认为存在意味着耻辱，不如忘记" 星彻即使有承认这种罪恶的意识，也不是“犯罪意识”，只是“耻辱意识”，或者有比“耻辱意识”的存在更觉得不存在的日本人，所以努力歪曲历史事实，进行战争犯罪“没有发生”和“战争之二” 一些日本学者否认和攻击“中归联”对战争犯罪的反省是日本“自虐史观的源泉” 与731部队的犯罪相比，山边悠喜子根据公开的731部队相关史料，从1941年7月到9月不到3个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原守签署的“特移解决”指令达到500人，如果发出1人的指令(根据情况，为1人) 据此，在731部队组建后最后撤退的几年里，有多少中国人被作为人体实验材料送走并被杀害？ 为什么三尾丰供述的4人和公开的文件上只显示了少数人的名单呢？ 日军宪兵队有多少宪兵参与了向731部队发送“特移解决”的“丸太”？ 为什么只有《中归联》的三尾丰来证明？ 作为原日本侵略关东军宪兵队的一员，三尾丰通过晚年的真诚道歉、道歉和道歉得到了受害者家属的谅解 三尾丰等“中归联”成员回国后在生活、就业等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们没有改变信念 因为他们基于对生命、和平的热爱，他们自己对祖国有深深的爱。 他们希望日本社会正确认识历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作为亚洲的一员、世界的一员融入现在的国际一体化时代。 “中归联”的富永正三元会长认为，关于战争责任，应该“执行者承担执行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追究命令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三尾丰完成了，他的行动实现了“中归联”的追求目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似乎永远无法治愈，“中归联”成员的后半生在力量所能及的范围内，以朴素的方式为中日和平友好而努力，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中归联”历史上出现的“和解”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是中国唯一能做到的。 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给我们带来那些启示和借鉴也许应该在我们新形势下追求和平事业中考虑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