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中共党史研究︱时差：破解西安事变时间之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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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早上开始的西安事变对现代中国历史潮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人对事件当天和之后的剧变很了解，很感兴趣 但是，长期以来困扰研究者的是事件中重要细节的具体时间不明确 其根源在被保留的各种史料的记载上有很多不同，仅限于时代、观念、视野，很多研究者的结论也有很多说法，意见有分歧 以临潼按钮蒋行动为例，当时的各种记述和之后不同当事人的回忆中有上午1点、3点、4点、5点、5点半、6点、6点半等多种说法。 研究者的结论也有至少上午4点以前、上午5点左右、上午6点左右的3种看法 那么，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你能得出公认的结论吗？ 笔者在北京、西安生活过长时间，也在吐鲁番待过几个月，对三地时差印象深刻 1936年左右，在西安当地没有统一正确的时间制度，观察到西安和南京之间约有1小时的时差后，笔者突然感到不可思议，以前研究者没有提到的时差因素可能是解开西安事变时间之谜的关键。 西安事变旧址张学良公馆视觉中国资料图事变前西安当地混乱的时间标准是学习过中学地理的，根据地球上经度的地区不同时间也不同 但是，为了统一时间，世界根据经度被分为24个时区，经度每15度是时区，相邻的2个时区之间各不同1小时 早在1919年，参照国际惯例，结合中国行政区划，中央展望台提出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标准时区，即长白时区、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臧时区和昆仑时区。 其中，南京所属的中原时区比西安所属的陇蜀时区早1小时 这个方案停在纸面上很久了，但没能施行 但是，由于新的交通通信工具的迅速发展和国民政府的努力，五个时区制在不同的地区和集团中逐渐被宣传和接受 东部沿海地区政府和公教人员的接受和适应更快，时间相对统一准确 因为偏僻的内陆地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安当地基本沿袭了正确不统一的地方时间。 1935年左右，欧亚航空企业在西安起航，陇海铁路也向西延伸到西安 飞机和铁路时刻表采用东经120度基准时(即东八区基准时，当时称为中原基准时)，因此与西安当地时间相差约1小时，这带来了一定的混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因此，为了统一时间，西安气象站建议西京建设委员会在西安采购标准表 1936年3月26日，《西京日报》全文报道了西安气象站的呈文 根据呈文，“市自欧亚飞机启航和陇海路开通以来，应用东经一百二十度标准时，由于市人们的每感时间不一致，来到天津应用西安真正的太阳时，应用西安平均太阳时，有它，应用了东经一百二十度标准。 当时西安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时机，“西安真太阳时”(看以前传来的太阳高度和立场明确时间的做法是精度差)、“西安平均太阳时”(每天平均分为24小时365天)和东经120度基准时。 在同一时刻，向采用不同计时方法的人询问“现在几点”，得到的答案会不同，有时会互不相同1小时左右。 在上述呈文中，西安气象站根据西安的地理位置(东经108度左右)，设置在西安的标准时钟使用陇蜀时区的标准时间(即东经105度标准时间、东七区标准时间)，与南京等东部城市使用的中原标准时间正好 但是，设置标准表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西安事变，西安的标准表都不能设置 即使成立，由于长期的习性和观念、当时的钟表、手表、收音机(用于校正标准时间的东西)很难普及，所以在短时间内统一计时方法和时间制度是不可能的 大多数情况下，西安本地人依然采用西安的地方(即“西安真正的太阳时”和“西安平均太阳时”)，但航空、铁路、广播、邮电等新的交通和通信事业基本上是使用中原标准的时候了。 另外，一些行政和公教机构也可能采用龙蜀的标准时间 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西安没有统一和正确的时间制度 为了避免混淆，如果报纸上报道的时刻是指中原标准时间，通常会特别注明，证明与当地时间的时差。 例如，《西京日报》1936年7月至10月，关于西安广播电台广播时间的至少4次报道明确记载了所指时间为“东经120度标准时间”，“当局的使用时间以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时间为基准，提前约1小时”。 以上报道列举的时差为45分钟到1小时，不一致。 这从侧面证明西安的当地时间也不统一，既有指东经108度的西安地区，也有指东经105度的标准时间(即陇时区标准时间)。 解开西安事变时间之谜西安事变前，西安当地不同的行业和集团中既有采用西安地方的情况，也有采用中原时区标准的情况，也有采用陇蜀时区标准的情况。 这许多复杂的情况当然也会影响西安事变当事人对具体时刻的认识、表现和记忆 为了在西安的日常生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官兵基本上采用西安地区或陇蜀时区的标准时间(两者的时差约15分钟，差不多)。 蒋介石及其随员在南京等东部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必须采用航空、铁路、广播、邮政等新的交通和通信工具，因此基本采用中原时区标准时间 他们只在西安短暂停留，很少把时间调整到西安地方和陇蜀的时区标准 简单来说，对于同一时刻的记述，双方不同1小时左右 关于临泽按钮蒋行动、蒋介石在骏山被发现被送往西安、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等详细情况，蒋介石及其随员事后的追述和十七路军、东北军官兵多年的回忆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以上估计可以通过核对不同当事人对同一时刻的相关描述来证实。 例如，关于临潼按钮蒋行动的第一枪响起的时间，蒋介石的侍卫施文彪、励国璋、周星环、蒋孝镇、周国成、翁自勉、蒋尧祥等的记述基本上是早上6点到6点半左右，十七路军的申伯纯、赵寿山、东北军的应德田、夏时等是早上5点多。 关于蒋介石在骏山被发现的时期，蒋介石本人及其护卫施文彪记载为约上午9点左右(至多9点半)，根据十七路军赵寿山、宋文梅和东北军卢广绩、应德田等人的推测，大致从上午8点以后到8点半，上述推测 关于蒋介石被送到西安新城大厦的时期，以本人名义发表的《西安半月记》和台湾《国史馆》编辑的《事略稿本》被记录为上午10点，十七路军申伯纯、赵寿山、东北军应德田都在上午9点左右，以上 关于孙铭九等人命令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的时间，根据蒋介石日记、《西安半月记》和《事略稿本》，从13日晚上12点半到凌晨2点(即14日凌晨0点30分到凌晨2点)，十七路军申伯纯、宋文梅、东北军孙铭板9 另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张学良等人使用的时间是陇蜀标准时间或西安时间 事件当天凌晨，张学良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文寅电”通知了行动计划 关于“文寅电”发生的具体时间有一定的争论 杨奎松经过考证认为是黎明5点 同日12点(中原标准时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了张学良的“文寅电”。 “张学良12日6点电，蒋之反革命的真面目揭晓。 我为中华民族和抗日将来的利益谋划，不顾一切地保留蒋介石及其重要将军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释放爱国分子，联合政府。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使用中原标准时间，但电报中称张学良来电时间为“十二日六点”，因此张学良发电时签署的“文寅”( 12日上午5点)与陇西时区标准时间或西安地区的情况正好约为中原标准时间 史料中的一个例外及其解释严格来说，并非所有事件当事人的描述和回忆都完全符合笔者的上述估计 例如，蒋介石记临潼行动最初响起的时间(早上5点半)似乎接近十七路军和东北军记的时间(早上5点)，但比他所有随从的记述提前约1小时 但是，这显然不是不可能 不是只有他听到第一枪，但所有的随从都没听到 另外，他听到枪声后一动不动，静静地在卧室里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护卫们意识到危险后不能被华清池紧急护卫。 因为他的日记和《西安半月记》都清楚地表明，听到枪声后，很快就在护卫下逃离了华清池。 另外，蒋介石的卫士队长陈大望表示，他是12月12日凌晨4点到6点的哨长，上午5点半在宪兵宿舍的入口、张部卫队的入口(华清池防卫事业由张学良卫队第一大队负责)、装甲队的入口巡逻了几分钟，没有异常。 他下班回来洗个澡，才听到枪声 陈大望记述的报告书曾被蒋介石指示“这个可以保存”。 很明显，陈大期待的报告否定了蒋介石早上5点半听到枪声的说法。 如果这个报告错了，蒋介石就不能只批“这个可以保存”。 至少像对周国成的报告那样分批显示“修正保存”等词语。 所以蒋介石自己弄错时间可能是因为他一时着急，在黑暗中看错了表，还是没看表，事后弄错了大致的时间 另外，关于临潼行动的第一发时期，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早上约3点左右)、东北军汪瑢(约3点左右)、王玉瓒(上午4点左右)等人有不同的记述 这些记述比上述笔者推测的时间(中原标准时间上午6点到6点半之间)早2小时到3小时 但是，这些叙述本身确实不太可靠 杨奎松说:“汪瑢当时不在现场，所以听说与记忆不够密切。 另外，3人的记述是事后数十年的回忆，可靠性必须明显打折 另外，据汪日章回忆，事发前一晚，他们侍从室的人员被邀请去杨虎城赴宴，宴会后又看戏回华清池休息到很晚。 事件发生时，机枪密集地扫射在他的房间里。 他说:“穿上衣服，假装还睡在床上，子弹在床上飞，穿透了后窗。”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他在熟睡中突然醒来，不一定去看时间，也不敢看开灯的时间。 所以“早上约3点左右”显然是事后的估计 另外，在恐惧的情况下在床上小睡必然是痛苦的，很可能大大高估了小睡的时间，所以把它推回去，很大程度上提前了事件发生的时间。 王玉瓒的回忆于事件发生45年后的1981年完成，比别人的回忆晚得多，可信度确实很弱 除此之外，王玉瓒捕获蒋介石的功劳长期被孙铭板9的光环遮住，因此他回忆复制的目的之一是强调他是临潼蒋动的第一个打枪者，从而成为“捕蒋先行者”。 当时普遍接受的行动开始时间是12日上午5点、4点或5点，因此王玉瓒很可能就此推测第一次打枪的时间是上午4点左右 另外，杨虎城秘书王菊人的回忆中记载的各个时刻显然接近蒋介石及其随从的记述。 例如，关于临潼按钮蒋的行动开始时间，王菊人的记述是上午6点。 关于孙铭九等人委托蒋介石移居的时期，王菊人记录的是从当晚12点到深夜2点 也就是说，王菊人很可能采用中原时区标准时间，不像其他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官兵一样采用陇蜀标准时间和西安时间 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推测王菊人作为杨虎城部办公厅秘书，可能必须多解决与南京中央的往来文电，因此其习性在采用中原标准时应该更方便。 另一个是王菊人的回忆于1964年完成，当时有全国统一的“北京时间”(与中原时区标准时间一致)，他可能把所有的时间都调整为“北京时间”。 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视觉中国资料图事件前张杨6点约定统一行动了吗？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事变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当天上午6点是否约定了西安和临泽的统一行动。 这个说法主要来源于王菊人的回忆 但是，即使调查了其他事件参加者的相关记述，张、杨也没有规定行动时间为上午6点的详细情况 十七路军方面，赵寿山说:“大约五点左右，临潼听到枪声。”“张、杨谚语后，一放开信号枪，各部队就开始行动了。” 宋文梅“在电话机旁等待行动命令”，但命令还没有下达时，出现了突发情况，宋文梅让钟楼的士兵向国民党宪兵和警察开枪，鸣响了西安市内第一枪。 后来张、杨的行动命令刚下达 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第五连队长郑培元接到命令说“听到炮声马上开始行动，但那天晚上不听到炮声，直到天亮”，听到钟楼的机枪声马上参加了战斗。 关于东北军，无论是与卢广绩、应德田等张学良一起在绥靖公署等待消息的人，还是去王玉瓒、孙铭九等华清池执行牡丹蒋行动的官兵，其回忆录都没有提到张学良指示行动开始时间为6点的细节 根据夏天的回忆，张学良当面命令孙铭板九“明天天亮前载重车去临潼华清池”，唐君尧也打电话说“要在天亮前赶到华清池”。 王玉瓒和孙铭九都不是在开始行动前确认是否到了行动时间，而是一到华清池就进入战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事变前张、杨没有确定规定西安和临潼，有在上午6点(中原标准时间)这一精确时刻开始行动的倾向 实际上，在当时时间紧迫、行动急迫的情况下，不能确定正确的时刻严格执行两地的行动，只能大致保证在黎明前的上午6点左右(中原标准时间)行动开始。 事件的一些重要细节的时间如上所述，之前研究者之所以对具体史实的审查有争议，是因为没有观察到西安事件的不同当事人在记述中实际参照的是不同的时间制度 排除明显的记忆不全和特殊情况，从时差的角度重新整理关于西安事变的各种史料的时间新闻，看起来有模糊的记述，但实际上基本一致 进而在事件过程中恢复重要细节并不难的时刻，用中原时区的标准时间来表现的话，12月12日上午5点半到6点之间，张、杨没有接到行动命令时，宋文梅在张希钦钟楼机枪扫射的全副武装在钟楼附近的警察大队和宪兵团 之后，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也投入战斗，开始解除城内国民党警宪部队的武装 之后，上午6点左右，张、杨正式下达了行动命令 宋文梅很快率领军队包围了西京招待所，开始拘留陕西省各中央的大佬 上午八点半以前西安市内大部分敌人被解除了武装 半小时后，新城北门的警察武装也消失了 到上午九点，西安市内的军事行动结束了 临潼方面，上午6点20分左右，战斗响起 听到枪声后，蒋介石在侍卫的护送下逃到骏山去了 上午8点左右，东北军闯入蒋介石的居室五间厅，发现蒋介石不见了 这时蒋介石的侍卫还在华清池内抵抗 上午9点左右，华清池内的战斗结束，东北军开始搜索山 上午9点左右，蒋介石被发现，马上被送到了去西安的车上。 上午十点，蒋介石到达新城大楼 12日上午6点，西安市内已经开始行动，临泽方面还没有投入战斗时，张学良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文寅电”，通知发生了事件。 14日凌晨0点30分，孙铭九等人命令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 蒋介石拒绝搬家，双方纠缠到凌晨两点左右，孙铭九等人放弃了 如果用陇蜀时区标准时间表现，各时间减去1小时即可 关于事件中其他细节的时间，如果从时差的角度重新整理各史料，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另外，时差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不限于西安事变的一例 民国时期各地的时间不统一、不同步的现象，研究者特别是对时间敏感的历史学家应该充分重视 (本文于《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年第五期初刊，原标题《时差与西安事变时间之谜》，作者田武雄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课程之后。 信息被批准发表，作者编纂了原文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