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40年”

本篇文章6732字，读完约17分钟

本文编辑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集》第153篇，副本已删除，照片由中国文史馆微信公共平台编辑添加。 曾任周溪舞( 1930—2009 )、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深圳市政协主席等职。

▲今日深圳

1980年至1990年的10年间，深圳市在机构改革和市级政治结构设置方面进行了一点探索。 深圳是经济特区，不承担政治结构方面探索的任务，但经济快速发展总是与政治结构有关。 当时，强调发展外向型经济，按照国际惯例工作，强调与国际市场接轨，所有这些经济上的政策、措施都要避免触及政府框架。

/ S2/1

将经济局改为企业

1979年，深圳从县里变成了市里。 当时既没有人大(以下简称“人大”)，也没有市政协(以下简称“政协”)。

1980年创立经济特区，市领导的精力首先集中在特区基础设施建设上，为改革开放建设平台。 并且集中力量吸引外资，才能启动深圳经济，快速发展。 这也是因为有意识地不急于成立人大和政协。 但在此期间，根据对外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在机构改革方面进行了一点探索。 这些改革之所以与以往不同，不是单纯为了简化机构、压缩编制，而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需要。

1982年，市政府将属于经济性质的行政局改为企业。 因为当时外商在中国投资，有对口公司就找公司，没有就和政府谈，政府不能和外商签订合营合同。 行政局可以改为企业，与外商签约，这为加快引进外资创造了条件。

当时深圳市的电子局变成了电子工业企业，以此类推的是，轻工业企业、纺织工业企业、机械工业企业、化工企业……这些企业从行政局变成企业后，不仅有利于外资的引进，政府机关也简化了。

/ S2/2

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设立工业快速发展委员会

市政府于1983年组织团体，前往新加坡视察。 市委书记、市长梁湘任团长，以我和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罗昌仁为副团长。

这次考察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学习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建设、绿化等方面的经验。 二是听说新加坡裕廊管理局在招商引资方面效率高，成效显著，想考察一下。

▲1981年，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普及口号，标志着开拓者们正以分秒必争的、谋利的精神建设着新的城市。

我们一行人下飞机后开车到市中心的乌节路。 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我们看到了道路两侧绿树的红花，有些路边放着花盆，有些电线杆上爬着绿色的藤蔓植物。 我第一次看到绿化在电线杆上呈现绿色，所以很受启发。

我们住在文华酒店。新加坡的总面积在600平方公里以上，但是酒店附近有很多绿地，其他地方也没有看到拥挤的现象，证明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接着，我参观了裕廊管理局。 裕廊管理局是政府设立的管理裕廊镇工业区和全国工业的机构，可以招商引资，而且效率非常高，效果非常好。

参观回来后，新加坡的经历对我们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一个收获是，在某干部大会上上梁湘宣布，深圳市新开辟的道路，两侧规划的建筑物均后退15米，成为绿化带。 现在上一步的路上去看，过了红荔十字路口后朝着体育馆的方向，两侧是广阔的绿化带，深圳很多地方也很像。 应该说这是参观新加坡得到的立即有效的效果。

第二个收获，深圳市吸收裕廊管理局的经验，成立了工业快速发展委员会。 深圳引进外资以工业为主，引进工业，所以也就处理了外资的问题，也就是说处理了大部分的问题。

市政府赋予工业快速发展委员会很大的权力，工业快速发展委员会批准的项目都由工商局给予登记，银行开户，国土局给予转账用地，公安局根据文件批准的人数给予户口和临时户口。 这些都是承包性质的，不是审批关系，必须通过这些部门，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当时《深圳特区报》的头版上发表了内地某市以集体事务、三榜方案的形式批准合同，提高了效率的消息。 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梁湘批评了这篇报道。 “经济特区如何以集体事务、三榜方案的方法批准合同，我们的工作效率应该更高。 深圳市批准合同是一周确定案，最多两周确定案(指周鼎、周溪舞)。 ”。 并提出“各级政府机关都要提高工作效率，下级报告必须在15天内批准才能自动生效。”

这个发表会激励以下部门。 这事实上不能完全做到，但对促进各部门工作的效率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1983年，市工业快速发展委员会成立，兼任主任。 工作委员会内部的机构设置基本上是通过完全提高工作效率而成立的。 内部设有秘书处、规划处、快速发展处、技术处、公司管理处、人才培训处。

规划所的首要任务是掌握国际外资投资的动态，了解各时期拟来深圳洽谈的项目情况、签订合同的情况、准备投产的情况。 当时我的说法是“必须做成后继、后继有工厂的梯形结构”。 也就是说，要掌握各个时期有多少项目在谈判、有多少项目在签约、有多少项目在生产、这些项目产品的外向型程度、引进高科技的程度等，要掌握工业的快速发展动态，

快速发展处主要是项目审查和批准手续。 项目报告后，首先由快速发展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 考核时第一要掌握三条:看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令二、看它是否符合引进外资的指导，看它是否符合包括产品外向型程度、高科技程度和污染程度在内的3平等互利的大体。 如果以上三者一致，可以制作公文，发给领导。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除重大项目和要点项目外，快速发展处直接向劳动委员会领导发送审批，其他许多项目采用会议审批办法。 最多每月开一次会，工委领导和各地领导及相关人员参加，会上快速发展处同志证实了对合同条文的初审结果，会上大家讨论后确定。

由于会议审查不是过程，而是审批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省去领导查看合同条文、验证法规的时间，而且有各地的同志，可以更全面、更准确、更迅速地审查。

通常，报告的项目，能批的尽量批，尽快批。 所以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快了审批的速度。

我们认识到劳动委员会的权力集中。 由于这已多次提交给劳动委员会工作人员，所有人不得批准合同参加吃饭或接受礼物。

这些都是机构改革性质的探索，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改革与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 S2/3

考察香港经济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1985年5月，市委让我组成深圳经济特区香港调查组，考察香港政府管理经济的方法。

香港由青岛新闻网社安排，我们拜会了港英政府工商司，拜会了香港中华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等14个机构，与香港许多知名人士进行了座谈。

我们对香港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机构、主要职能和任务，以及管理经济的措施和立法过程、手段等，取得了初步的了解。

第一，我们的现实情况和经济条件与香港不同。 这是市场经济无法移植的，所以只能参考香港的法律。 作为参考需要消化和创新的过程。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逐渐健全我们的法律，依法治市，是我们这次考察最深的一条。

第二，香港在经济上实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制定一切经济政策的指导基本基础。

考察后，我们向市委写了报告，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要进一步处理特区的自主权问题，包括要求国家拥有深圳立法权。” 二、尽量减少特区政府对公司的行政干预，逐步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三、政府管理部门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决策，保证贯彻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四、加强立法工作要抓好各种社会经济组织 ”。

市委办公厅1985年7月3日向全市各单位印发了《香港政府经济管理考察报告》，“该报告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香港政府经济管理的情况和方法，提出了特区今后进一步搞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点好建议，供各单位研究参考。”

/ S2/4

市级政治结构改革的构想-设立三个委员会

1985年，即深圳由县改市6年后，召开了全国人大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5年，深圳市一角

1986年7月14日，中共深圳市委转发广东省委组织部文件，任命周鼎(原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为人大筹备组组长、罗昌仁(原市委常委、副市长)、甄锡培(原副市长)、吴小兰(原副市长)为副组长，

在此期间，人大的准备工作首先做了两件事。

由人大筹备组领导，建成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 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准备成果。

二是市政府向国务院报告，要求市内设立罗湖、福田、南山三个区级政权。 根据我国宪法，不设区的市，选民只能直接出席市人大代表，任期三年，相当于县级人大。 的罗湖区属于管理区性质，未经国家批准，不是一级政权。 设立3个区后，由区级人大代表选出市人大代表，任期5年。

由于各种原因，为市人大做准备的其他事业没有真正开展。 人大筹备小组组长周鼎也调到澳门担任青岛新闻网社澳门分公司社长。

1988年，市委书记、市长李彝提出了市级政治结构改革的探索性方案。 市委常委召开会议同意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是设立三个委员会:第一个是行政委员会，市政府议事机构第二个是立法委员会，落实人大立法职能第三个是政务咨询委员会，起到政治协商的作用。

三个委员会中政务咨询委员会已经开始运作。 1989年1月1日的《深圳特区报》报道称，深圳政务咨询委员会成立并开始运营。 当时的市委由秦文俊同志担任政务咨询委员会主任，市委聘请政务咨询委员，他们主要是各民主党派成员和社会知名人士。 首要任务是对市政府即将出台的重要政策进行政务咨询。 第一种方法是将市政府拟出的文件提交政务咨询委员会讨论意见并汇编。 这个方法很坦率，目标确定，起到了在当时深圳市没有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下，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作用。 参加政务咨询委员会的很多同志非常留恋这种方式。 在当时没有政协的情况下，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政务咨询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还没有开始运作。 经深圳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认为深圳经济特区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深圳的政治结构应当按照宪法统一的规定进行，全国人大应当授予深圳立法权，授予深圳市人大是 因为设立这三个委员会的探索也将中止。

5

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在1989年4月4日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闭幕会上，通过了《国务院提请深圳市审议批准深圳经济特区制定法规和规章的议案的决定》。 由于当时深圳市没有多少人大，这项授权将在深圳市成立人大后生效。

之后，提出了市人大的召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省委组织部1990年3月6日发出《关于调整完善深圳市人大筹备组的通知》:“深圳市人大筹备组成员部分工作人员已调动，为适应职工需要，对深圳市人大筹备组成员进行了调整充实， 经省委常委同意调整的名单如下:组长周溪舞、副组长罗昌仁、吴小兰、林江(原市委常委、推广部长)、闻贵

调整后的人大筹备组，将从1990年3月开始积极开展筹备工作，并定于10月召开第一届人大会议。

在深圳市设立3个区的问题，民政部于1990年1月4日正式批准。 这次人大的准备首先是在各区召开区人大，选出出席市人大的代表。 宝安县已经有人，已经选出了出席市人大的代表。

各区计划召开人大期间，我和员工去图书馆寻找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结构设置和议会活动的情况。

寻找这些资料不是研究外国政治结构的设置情况，而是研究那些议会的运作方法中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例如，那些做法有助于发挥人大立法监督的作用。 是借鉴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历史优势和国情优势，有政党和“两会制”(人大和政协)，没有两院制。 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参考外国议会的运作方法。

深圳市建市11年后的1990年12月23日至29日，深圳市人大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李彝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郑良玉撰写政府工作报告。

在市人大第一次会议举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良玉当选为市长。

深圳市人大召开，关于深圳市一级政治结构的探索也中止。

6

深圳市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

1990年，随着深圳市第一届党代会和人大筹备工作的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深圳市第一届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协)也进行了筹备。

▲1990年12月21日，深圳市政协第一届会议隆重开幕

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委于1990年12月1日发出通知，复印件为:“省委批准:一、为同志严办深圳市人大筹备组组长，周溪舞同志不再担任深圳市人大筹备组组长。 二、周溪舞同志是深圳市政协筹备组组长，秦文俊同志不再担任深圳市政协筹备组组长。 刘波、李定同志担任深圳市政协筹备组副组长，李海东同志不再担任深圳市政协筹备组副组长。 ”。

在接到这个通知之前，省委主管组织从事的副书记张洁英给我讲了话。 她说中组部最近通知省委派人去北京研究深圳市干部问题。 为了使深圳市即将召开首届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中央讨论了加强和调整深圳市领导班子问题。 因为我的工作被调整了。 后来得知秦文俊被调到青岛新闻网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期间，从江苏调来郑良玉，从湖北调来严格有为，从湖南调来王孚。 这些同志的优势在于年龄比较年轻，比我小5—10岁。文化程度高，读过大学的都有从事过城市事业和经济事业的经验，似乎适合深圳市更快速的发展需要。

话说回来，我和政协还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1950年，我在佛山市工作，在佛山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时，我是政协代表(当时没有被称为委员)。 40年过去了，当时我是青年代表，现在是中共代表，是深圳市委推荐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主席候选人。

人民政协有着辉煌的历史，1949年解放了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加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步伐。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会议决定纪元、国名、国旗、国歌、首都，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意义。

但是，有一段时间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国家政治生活极为异常，人民政协的作用也受到了影响。 文革”结束后，人民政协工作人员逐渐加强，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有一次来深圳，见到我，知道我从筹备人大转入政协筹备工作，说:“政协工作协商不完的商、统一不完的战、谈不完的话，政协工作大有裨益。” 虽然我的身体水平不高，脾气不好，但是工作起来还是很努力。 目标是不管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好。

▲1985年，周溪舞(前左)陪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前右)在深圳检查工作

我准备政协会议的第一份工作是找一些关于政协的文件，仔细研究。 例如，中央领导在政协中的讲话，认真研究了《中国人民政协章程》。 通过这些学习，我对政协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从事政协工作，在政府工作时没有调动人、财、物的权力，没有备忘录的权力和烦恼，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许多行业，都有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权利。 要求国家赋予政协越来越多的权利和越来越多的任务是政协章程规定的任务，我们尽全力去做，也未必能完成和完成。

我筹备政协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深圳市各民主党派的座谈会。 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党派是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也有了新的认识。 深圳是建市短短十多年的年轻城市，但全国民主党派深圳都有，领导人和成员都很精干。 人们认为，深圳是移民城市，在深圳特区最初时期，员工调动或自发来到深圳创业的人，大多是冒险、大胆尝试、大胆创新的人，可以说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深圳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很多都有这样的特质。

1990年12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委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及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反复协商的基础上，深圳市政协筹备组召开了第三次会议，正式增加到深圳市首届政协委员116人( 5年后改选时为248人)，

由于16名委员在结构上的优势，我对建立特区政协的特色更有信心。 这个结构:一是比较年轻，平均年龄53岁二是知识水平比高，70%以上拥有大专以上学历，60%具有中高级职称三是很多人从事改革开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第一线，四是很多 这些优势决定了政协员工有活力，在改革开放、华侨和港澳台同胞联系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1990年12月21日至28日，政协深圳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各界委员116人全部出席。 常务委员22人，我全票当选政协主席，刘波(中共)、邵钧炎(民建)、李定(中共)、李世雄(致公党)、周长珊瑚(民革)、汪斌(无党派)当选政协副主席。

深圳市第一届政协五年来，是国家开始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 这是因为密切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和变化，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更好地发挥政协在深圳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成为深圳第一届政协不断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