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让生命走得更远”

本篇文章2610字，读完约7分钟

青岛新闻网社北京3月29日电 题:让生命走得更远

青岛新闻网社记者黄筱、郝方甲

61岁的鲁金祥曾经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翻开上衣，他的腹部有脸盆大小的“人”形的旧伤疤，这是他接受肝脏移植的手术疤痕。 恢复健康后，鲁金祥说自己有另一个身体的生命礼物，要活得更健康，更有意义。 那就是对捐助者的尊重和感谢。

从2015年开始，公民自愿捐赠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 那一年，我国器官移植手术达到历史最高值10058例，2016年更是上升到15000余例，增幅超过50%。

据中国器官移植快速发展基金理事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先生的话，“器官捐赠事业的春天到了”。

网络+公益: 10秒钟完成人生的重要决策

142269，这是上海白领孙潇潇的新号码。 她通过手机支付宝( Alipay )进入“器官捐赠志愿者注册”页面，提交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后，成为在中国器官移植快速发展基金注册的第142269名器官捐赠志愿者。

孙潇潇潇把这个作为送给自己的30岁生日礼物。 在朋友圈分享注册卡时，他说:“我想不出另一个拯救美好生命的理由。 舍弃其他，生命燃烧柴火的时候，能给别人送去温暖真是太好了。”

从打开 支付宝( Alipay )到在手机上显示印有自己名字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卡”，只需要10秒钟。

“互联网+公益”、中国器官移植快速发展基金会和蚂蚁金服这种跨界合作爆发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力。 新注册系统上线两天半以来，新注册人数超过8.6万人，超过了该系统过去运行两年半的注册总数。

“ ”合作的灵感来源于国际先进经验。 2012年5月，美国社会交流网站Facebook宣布，顾客通过网站链接注册成为器官捐赠人，不到一个月就有24000人注册。 2016年，苹果在iOS10的正式版中也增加了器官捐赠注册功能，注册高峰达到每天13000人。

日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中国器官捐赠公众意愿调查”，83%的参与者希望成为器官捐赠志愿者。 56%的人不愿意注册器官捐赠志愿者的理由是“不知道在哪里注册、手续麻烦”，注册渠道不通畅、流量大等是注册人数少的主要原因。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判断专家组长方强对此类调查结果并不意外，称目前最大的障碍是观念不保守、落后的器官捐献管理系统。

从构思到注册，有时只缺少一条路线。 “渠道完善后，注册人数迅速增加，表明更多人愿意接受器官捐赠的理念，加入生命接力队。 ”。 肝移植医生屠振华说。

黄洁夫认为器官捐赠志愿者注册与网络服务相结合是一种超常规、广泛、便捷的社会动员方法，“预计广泛性和便利性会吸引更多有器官捐赠意愿的人们参与”。

网络不仅有工具，还有温度。 蚂蚁金服公司社会责任总监刘琴表示:“对一家互联网企业来说，不仅在捐款之前就流传着公益，而且希望技术、产品、开放平台能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价值，满足公众利益。”

自愿捐款:公开透明，器官移植事业即将进入春天

捐赠的器官去哪儿了？ 怎么给最需要的人？ 过去器官捐献和移植过程的不透明，让很多人心生善念，但在志愿者注册方面却付出了很大努力。

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国宣布废除死刑犯器官的采用，公民自愿捐赠成为唯一合法渠道。 随着移植手术环境的改善，透明的全系统流程规范的公布，越来越多的人对器官捐赠表示信任和认同，捐赠人数量大幅增加。

虽然很多人不知道，但登记为器官捐赠志愿者并不一定是实际的捐赠。 “器官捐赠志愿者注册网”确定:“志愿者注册只是意愿、支持、普及。” 就像美国公民的驾照一样，器官捐赠志愿者有“Organ donor”(器官捐赠志愿者)的心形图案，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实际完成捐赠必须达到一定的医学状态，经过严格的医学、伦理判断、组织安排等过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赠办公室副主任吴晓梁说，成功捐赠器官的背后，有红十字会器官捐赠协调员、判断专家、医院协调员、遗容整理师等肝脏、肾脏、角膜等不同器官类型的专家，是一系列

器官捐赠成功后，将进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按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等待时间、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排序，应由计算机分配到最合理、最佳的受益人。 “在遵守所有法律程序的同时，保证合适的受益人获得功能健康的器官，我们将始终与时间竞争，分秒必争，”吴晓梁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心肺移植专家、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利用会议间隙，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途径，这是法治中国应有的义。 过程更加透明，社会更加认可，我们为这个事业鼓劲和呼叫也更加见底。 ”。

协调员:生命接力赛的同伴

器官捐赠协调员——这是一个与市民自发器官捐赠同步迅速发展的新职业。

他们经过系统培训，持证上岗。 正如医生记住“健康所系，托付生命”的誓言，护士在授帽仪式上宣读的“南丁格尔誓言”，将器官捐赠协调员的工作传达给患者家属，在患者临终，不可避免地死亡后器官捐赠的理念。

他们以自己的诚实和专业性，和器官捐献者一起走最后的路，帮助死者完成最后的愿望。

协调员经常面临拒绝或斥责。 “虽然一开口就有被拒绝的预感，但是即使压力很大也会开口。 如果听了，也许有人有机会生存下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器官捐赠办公室副主任王璐说。

俞欢担任器官捐赠协调员已经五年了，在她看来，他得到了捐赠人家属的信任和依赖，是这个职业的最大成。

有一对浙江金华夫妇，在俞欢的帮助下，给意外去世的女儿完成了器官捐赠。 后来，她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新成员”。 “几年后，夫妇生了第二个孩子后，我想让他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字，很感动。 ”

由于器官捐赠采取“双盲、几乎”的方式，捐赠者和受体双方有时不会见面，成为协调人传达双方问候的纽带。

新年前夕，王璐收到了一张接受肝脏移植的孩子想把卡片交给捐赠者父母的卡片。 卡片上写着柔和的笔迹“爸爸妈妈，我不认识你们，但是谢谢你们”。

去世后，将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世界上，帮助他人生存下去，通过捐赠、移植，更多的生命将在不同的意义上延续。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默默地护卫着接二连三的生死接力。

“最悲伤的时候不是被拒绝，而是悲伤的家人说‘我很高兴’……”从医生那里，成为了器官捐赠协调员，王璐在各个场合看到了数不胜数的离别。 生命的终结总是悲伤的，但作为协调员的她，越来越多的人能感受到由此重生的希望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