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为什么“宗教信徒入党”行不通”

本篇文章4570字，读完约11分钟

前几天，《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的年度第一期，首次刊登了“关于积极诱惑宗教的现实意义”的长篇复制品。 文中一方面承认“共产党员不能信教”，另一方面提倡“宗教信徒可以入党”。 全国宗教事业会议约一个月后，《青岛新闻网文摘》又摘录了这份复印件。 由于《意义》的作者是着名的宗教学者，在宗教研究行业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文案一出来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 6月3日以后，《意义》的作者持续进行激烈的反批评，允许反复探讨“信徒可以入党”的问题，批评他的人指责“擅自将学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信徒可以入党”和“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并行不悖吗

让中国共产党既实施“信徒可以入党”，也实施“党员不能信教”，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行的，在实务上是不可行的。 因为在吸收宗教信徒进入党组织的瞬间，问题就变成了允许宗教信徒在党内合法存在，党员可以信教，“党员不能信教”几乎被否定。 如果非要说“信徒可以入党”和“党员可以信教”两者有区别，那只是具体的人先入党还是先入党。 作为政策，两者的结果完全相同，由于宗教合法进入党内，唯心主义世界观、有神论合法存在于党内，必然失去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哲学基础的地位，党在组织上高度集中统一的特征动摇，党的宗教工作者是无神论者吗 近年来，由于一些地方治党不严，一些党员转向宗教寻求精神慰藉和支持，甚至成为事实上的宗教人士，以上消极现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大大削弱了党组织的集中力和战斗力。

今年4月，全国宗教事业会议再次严厉批评和严肃确定了“党员可以信教”的错误观点。 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确定。 这就是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遵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强调不要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特别强调共产党员不是政治纪律。 确实，这里的“绝对不能”是比较政治家信仰宗教，也是比较宗教信徒入党的。 因为后者在“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这一点上与前者没有任何不同。 党的这条纪律，并不是只对部分党员有效，对其他部分党员无效。

笔者欢迎《意义》的作者，认为“这涉及党的政治纪律，因此涉及严格的党这一政治方面的思考”，基本上赞成“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问题是，如果改变“党员可以信仰宗教”的说法，“信徒可以入党”，那么就变成了与政治纪律无关、不严格治党、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了吗？

“党章和党的文件没有规定‘信徒不能入党’”

《意义》的作者在反批判中强调:“党章和党的文件没有规定‘信徒不能入党’。” 因此，这一说法并不违背党的纪律”。 确实，党章上写着“信徒不能入党”的事情还没有确定。 但是，党章上也没有写“党员不能信教”，那么“意义”的作者是否打算据此重新开始“党员能否信教”的“研讨”呢？ 党章作为全党理论、思想和行动的最高章程，并不是没有事情的大小，而是有几个。 党组织和党员实践党章，往往依靠对党章精神的正确理解和与实际工作的紧密结合。 关于“信徒能否入党”的问题，党章的态度已经包含在更高层次的表现中。 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快速发展观为自己行动的指导方针。 ”。 众所周知，这个行动指南无论在哪个快速发展阶段，其世界观的基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是这个世界观的基础组成部分。 党章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共产主义自觉的先锋战士。”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自觉”属于宗教信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世界观阵营，两者不相容。 重复党的行动方针、重复对党员的“共产主义自觉”的要求中含有“党员不能信教”的内容，当然也包括“信徒不能入党”的内容。 无论是“党员可以信教”还是“信徒可以入党”，其结果都是将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引入党内，允许党内有背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党员，在党内形成不同的神灵崇拜群体(现在中国至少有 因为这也与党章精神相矛盾。

关于“党的文件”，不说更早，但自1982年《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决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以来，中央文件已经多次重申了同样的大致情况。 几十年来，很少有人提出“信徒可以入党”的政策建议，因此党的文件当然也不需要对此做出特别的应对。 但是，相关政策基本明确为“党员不能信教”。 党的文件在政策上没有留下过可以商量“信徒可以入党”的空区间。

“列宁可以就信徒和神父入党”的看法如何看待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的《社会主义和宗教》( 1905年)等书中确实说:“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仰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 列宁把这个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联系起来，也和当时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所处的具体环境联系起来。 从全面来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包括三个文案:第一，从世界观的角度对宗教持批判态度，“我们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觉悟的先进战士联盟。 这样的联盟不能无视信仰宗教的不自觉、无知、无知的表现”。 二是要实现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从真正革命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不分散力量的角度出发，不把无神论写入党纲，有条件地吸收基督教徒入党，“如果一个神父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党 第三，多次从党的性质和统一性的立场出发，要求对参加党的宗教人士和神父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管理，不允许在党内扩大宗教影响。 他指出:“如果这位神父加入社会民主党后，在党内积极推进宗教观点，这是他的首要乃至唯一的工作，党当然应该将他排斥在自己的队伍之外。” “我们当然反对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我们吸收他们必须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教育他们。 我不是让他们积极反对党纲。 ”

在列宁看来，“信徒可以入党”并不是工人阶级政党通常的普遍适用性，而是当时俄罗斯具体条件下的特殊措施，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 列宁当时指出，关于神父能否入党，由于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回答和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回答也可以不一致，他说:“神父不能宣布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但也不能提出相反的规定。” 摆脱当时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所处的具体环境，无视列宁关于利用宗教与愚弄劳动者的行为作斗争的诸多言论，将其丰富的思想简单总结为“信徒可以入党”，不仅不能正确理解列宁的观点。 列宁观点所表现出的政治巩固和战略灵活性紧密结合的观点，对今天的宗教工作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但是，100多年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常规性大体上违背了科学研究态度。

你对“周恩来关于允许宗教者入党”的论述怎么看？

《意思》的作者为了说明“信徒可以入党”的合理性，特意引用了周恩来建国初期文章中的两次话。 “就像维吾尔族人一样，他们认为共产党很好，要求加入共产党，但他的宗教信仰一时不想放弃。 我们允许他参加，在政治上鼓励他，在思想上帮助他改造，否则会影响他的前进。 ”但是《意义》的作者并没有在这里忽视周恩来1950年说这句话的背景。 1984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出版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对此文案写了较为准确、完善的注释:“建国初期，我们党基本从全民族信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现实情况出发，要求入党，也想暂时放弃宗教信仰。 入党以后，从教育和革命的实践中帮助他们逐渐消除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 随着我国社会状况的迅速发展变化，一九八二年中央进一步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多次不改的，建议退党。” 他还指出:“基本上，在所有民族信教的少数民族中，这一规定的执行，需要根据现实情况采取适当的步骤，不应该轻易进行。” 但是，“在新的快速发展政治家时，必须严格把握、虔诚、宗教感情强烈的人，不要勉强吸收。 ”。 这篇评论明确了周恩来这个词是对比新中国建立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而言的，不是全党通行的通常政策。 就全党的指导思想而言，周恩来在建国初期，已经明确指出。 “共产党人中的思想不过是马列主义的思想。 如果允许共产党中存在另一种思想，共产党就不能成为国家的领导党，我们的国家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该评论还表明，随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迅速发展，随着广大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政治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中央对他们世界观的要求与解放初期相比，与非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的差距不是扩大，而是更加一致。 在这次全国宗教事业会议上，共产党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格遵守党章的规定，重申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记住党的宗旨，不得信仰宗教，不得传达宗教，迅速发展。 这里完全没有从民族上区分政治家世界观的要求。 并且，考虑到少数民族中信教群众占大多数的特殊情况，允许党员干部在不违背大体角度的情况下，尊重和顺从宗教色彩和宗教以前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性活动。 目前，我们党的党员已经迅速发展到八千万多人，其中有些党员受宗教影响，世界观问题不容动摇。 党的方针是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摆脱唯心主义宗教观念的束缚，接受援助教育后也不变，按照党内有关规定处置，对其中一些人不能降低标准，转移到他们的错误上来。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简单地适用60多年前对少数民族成员入党缓解世界观要求的方法，那么将这种方法作为常规政策应用于全党，也就像倒退一样。

允许信徒入党才是“三种自信”吗

《意义》作者批评了不赞成“宗教者入党”的人。 “过于轻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过于脆弱地看待我们党，在这里我们需要展示我们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组织自信”。 对“信徒入党”提出异议的人是“没有三个自信”的意思。 这个观点显然太武断了。

回顾党的历史，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取得的一切成果，无一例外都是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知改造世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党坚持对政治家进行无神论教育，实行了政治家无法信教的大致事情。 在抗日战争最严峻的阶段，毛泽东公开表示:“共产党员可以和一些唯心主义者，甚至宗教者建立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 正是因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做法论不可动摇地一再辩证，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目标的党和国家的组织保障。 即使现在，我们还需要放弃或削弱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地位，通过引入唯心主义、有神论来解释和巩固党的“三个自信”吗？ 这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没有自信”。

关于“信徒可以入党”，他说:“实质上是积极促进我国宗教界爱党的爱国感情，将其爱与求心“苦恋”，不能防止其希望失望。” 长期以来，我们党促进宗教界爱党爱国情绪的提高，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遏制消极作用，是根据党的政治纲领和各项事业方针正确的，是根据党的有效领导共同奋斗包括宗教界在内的爱国统一战线，根据党的真心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依法 许多宗教界人士希望执政党提高理论和工作水平，搞好国家，并不希望共产党中有更多和他们一样的宗教信徒。 如果党的世界观统一性崩溃，不仅有可能产生“宗教团体异化、失控、被敌对势力支配的严重后果”，还可能产生党逐渐被宗教化的危险。 这才是我们党和爱国宗教界都需要警惕和防止的。

(作者朱维群为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