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中国家庭︱当前中国人婚姻行为的三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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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 在这个激烈的变革过程中，不同的观念互相冲突，但逐渐熟悉，甚至互相融合 中国人的结婚行为朝什么方向发展？ 这种变化对两性在家庭中的作用有什么影响？ 本文基于cfps (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描述中国人婚姻行为的一些典型特征 从早婚到晚婚的80多岁男性25岁时约6成的未婚“早婚”和“普遍婚”被认为是东亚家庭的典型特征 20世纪60年代，平均来说，东亚女性中不到5%即使到了40岁也未婚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相继发生了以初婚年龄落后和未婚率上升为特征的初婚模式的变化 中国近年来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在1960年以前出生的一代中，约70%的男性在25岁之前结束初婚 女性平均比男性早结婚 1960年以前和60后、70后中，80%以上的女性在25岁之前结束初婚 与1960年前出生的一代相比，60后、70后的初婚模式中的第一个区别是22岁前的早婚概率明显减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1980年婚姻法修订中法定结婚年龄的提高和之后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扩张有关 但是，到了23岁以后，这2代人的初婚达成率几乎相同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80后明显延期了初婚 例如，80多岁的男性在25岁时也有约6成是初婚，但60多岁、70多岁的相应比例仅为不到4成 与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相比，现在结婚在中国社会仍然是普遍的家庭构建方法，但35岁以后维持未婚，35岁以后的生存曲线下降趋势明显减缓的人也很少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急速发展的话，将来中国一定比例的人口(包括男性和女性)会终身未婚吧 高学历女性和低学历男性高龄未婚概率更高的贝克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结婚的古典经济学模型，结婚的利益在家庭内的专业化分工中提高了经济效率 夫妇中家务劳动比较有特征的一方(一般是妻子)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话，反而会提高家庭整体的总福利 这种情况下，妻子全职选择家务劳动的机会的价格是她去员工那里就能得到的潜在工资，也被称为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 随着女性人力资本的提高，“影子价格”上升，意味着做全职太太的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不考虑收入效果的情况下，教育水平提高后女性参加职场的情况会增加。 另外，根据该模型，夫妇间比较特征的差异越大，结婚带来的净利润也越大 这是因为结婚收益的来源是家庭内劳动分工，分工的基础是双方按事件区分的生产率不同 双方的相对生产率越相似，专业化分工的利润也就越小 因此，随着两性在受教育机会上平等，婚姻作为经济生产合作组织的净利润越来越下降 换句话说，根据这个理论，结婚对高学历女性的魅力相对较弱 stevenson和wolfers认为，现代社会中“共同成本”的主观效用正在取代“分工生产”的经济效率。 这个变革来得这么早，许多东亚社会以前流传的规范和习俗还来不及调整 例如，虽然两性就业时间和经济收入的差距明显减少，但女性是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首要负担者 这使很多高学历的女性处于不想早点进入婚姻生活的状态 除此之外，人们对支出品的偏好多维且多样，与具有特定水平的经济或家务生产力的“伙伴”的匹配相比，与相称性和兴趣相匹配的“耐用消费品”的匹配要困难得多 大部分年轻人对结婚有很强的期待，但他们试图长期消费寻找，做出进入婚姻的长期承诺。 人们一般在完成学业后结婚，因此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本身也会推迟初婚时间 其次，探讨教育因素如何影响初婚模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有受教育程度的男性都推迟了他们的初婚时间。 以小学和以下学历的男性为例，1960年之前出生的男性中有四分之三在25岁之前成为初婚，但80年后下降到五分之三 大部分男性在35岁前进入初婚，在1960年前出生和60后、70后中，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在35岁时的未婚概率没有显着差异。 80多岁中，教育水平比较低的是哪一个，35岁以后依然未婚的可能性很高 这可能是因为这一代的性别比较不平衡，低学历的男性很可能被排斥在结婚市场之外 总结起来，中国社会“普遍婚姻”的特征减弱，结婚机会不平等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结果 接下来考察1960年以前出生的60后、70后、80后女性接受教育程度的初婚模式 与男性的状况类似，教育水平越高的女性越倾向于晚结婚。 每个教育水平组的平均初婚年龄随着时间明显延迟，只是延迟的程度不同 短大以上学历80后的初婚时间与其他世代有显着差异 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明显比其他女性结婚晚，35岁以后也可能还是未婚 这和男性的情况正好相反。 小学以下学历的男性35岁以后未婚的可能性比其他男性高。 总结起来，中国的初婚模式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整个社会的初婚年龄被推迟了 其次，根据学历不同，延期初婚的程度不同，同一学历根据世代的不同，筛选和回报也不同。 这可能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包括义务教育、大学扩招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变化，改变了结婚市场上各种学历的供应量，影响了整个人口的初婚行为 第三，中国的初婚模式近年来开始脱离以前流传的“普遍结婚”模式，有些人35岁以后也未婚 具体来说，高学历女性和低学历男性的高龄未婚概率很高 以前流传下来的观念性别角色赶不上现代社会中的环境变化，是这种现象的一大原因 例如，很多女性在选择配偶方面有“向上结婚”的倾向，喜欢寻找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高的男性作为配偶 但是，就教育水平而言，两性之间的差异发生了很大变化——近年来，本科毕业生女性所占比例超过了男性，硕士研究生女性所占比例也在持续上升 如果在以前的“上婚”状态下从很久以前就继续匹配的话，当然会出现高学历的“剩女”和低学历的“剩男” 另一方面，从以前流传下来的观念中期待着女性家庭的作用，预计部分高学历女性在结婚后陷入“家庭-事业”冲突的困境的可能性很高 这也会削弱结婚对她们的魅力 婚前同居比例上升了3成以上的80后男女，婚前同居行为的性别角色观念调整滞后于经济社会的迅速变化，是出现高学历“剩女”和低学历“剩男”的原因之一 但是，也必须承认对婚姻及其相关行为的社会想法发生了变化 作为一个例子，同居行为正在被接受 我们用cfps的数据来说明同居在中国的普遍性，以及婚前同居比例在不同世代、不同地区、不同教育水平群体中的分布。 婚前同居行为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普遍 越年轻的一代，有婚前同居经验的人口比例越高 平均来说，80多岁的男女有3成以上有过婚前同居行为，这个数字在某种程度上赶上或超过了许多西欧国家 这表明中国社会目前对婚前同居行为总体上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虽然所有的同居并不是最终迅速发展成婚姻，但是作为试婚和婚前熟悉的方法，有助于消除双方新闻的不对称 双方可以在同居过程中谈判，寻找共识 更重要的是，同居的退出价格低于离婚 从这个角度来说，婚前同居行为有助于提高婚姻的匹配效率 越是新初婚的一代，越有可能发生婚前同居行为 改革开放前，个人行为除了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制约外，还受到单位和公社的管理 婚前同居被认为是有损风气的不道德行为，不仅受到家庭压力和社会的谴责，还可能受到处罚和法律制裁 在1980年以前的初婚一代中，仅2%不到承认结婚前有同居的经验 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婚前同居逐渐被接受，越来越普遍 年初结婚的世代中，3成以上的回答者有同居经验 有趣的是，根据cfps的相应数据，大部分世代回答有婚前同居经验的比例在上升 不仅是样品的不同，也许是因为结婚前的同居行为在态度上被接受了。 初期一代在访问时有勇气承认自己婚前的同居行为。 总结一下什么样的人在婚前同居的可能性较高，初婚前同居行为的发生概率在教育水平和地区水平显示出更明显的差异 首先，教育水平越高，有可能发生初婚前的同居行为 例如，小学以下学历组的男性和女性在初婚前同居的比例分别为7.9%和6.4%，短大以上学历组达到25.3%和25.6% 其次，婚前同居行为在经济发达省更普遍 以cfps调查的5个抽样大省为例，上海和广东有初婚前同居经验的人口比例约为20%，甘肃仅为3%-5%，辽宁和河南生活在这两者之间 总结起来，中国人的结婚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略有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婚前同居行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这个转变是渐进的，首先发生在教育水平高的人们和经济快速发展水平发达的地区 在这方面中国人对婚前同居的态度依然有很强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中国人婚前同居过的人口比例意味着将来有相当长的上升空间。 因为态度不同的群体之间扩散，相应的行动也会相互影响，感染。 当然，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观念的争论和冲突 根据国家民政部发布的《年社会服务快速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每年依法进行1063.1万对结婚登记和437.4万对离婚登记 这意味着平均会产生所有的新夫妇，0.4对夫妇以离婚方法结束婚姻。 中国的离婚率去年再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达到3.2‰，是1979年的10倍以上 与此相对应，再婚夫妇每年登记结婚人口的比例也在持续上升 实证研究表明，个人收入、教育水平、所在地区等变量是影响离婚和再婚行为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看，个人是根据维持婚姻和离婚预期收益率的比较来决定的 理论上，在离婚发生之前，夫妇中的至少一方希望从离婚中改善福利 即使只有一方带来福利改善，如果从离婚中受益的一方可以采取某种方法完全补偿另一方的损失，离婚也可以给双方带来福利改善 换句话说，离婚总是坏事 社会上对离婚的反对和担忧不仅是因为这种行为与以前流传下来的观念冲突，而且是因为受离婚严重影响的个人(如未成年孩子)不能参与制定这项决定 随着以前流传下来的观念弱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离婚行为受到比以前弱得多的制约 本期离婚率的上升对将来的离婚行为也有“正反馈”的效果，刺激离婚率的上升，维持高位 具体来说，离婚行为的“普遍化”促进了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的转变，更容易接受离婚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结婚市场上高龄潜在伙伴的供给，很少有人担心离婚后找不到合适的再婚对象。 总结起来，1970年以前出生的离婚率比较低 相比之下，70后的离婚率开始上升，80后的离婚率进一步明显上升 以男性为例，60后结婚15年( 180个月)的离婚概率仅为3.9%左右，预计80后结婚15年( 180个月)的离婚概率将达到13.5%以上。 女性回答者报告的离婚比例低于男性回答者，除了结婚年龄的差异外，有些女性可能还隐瞒了离婚状态 如上所述，中国人结婚观念的转变是不平衡的，在一些地区和一些群体中发生得很晚 在这些地区和群体中，离婚的个人仍然要承受相当大的社会压力，甚至是道德压力，这些压力对女性来说往往更重 我们进一步比较了初婚离婚率的教育水平、户籍类型、不同地区的差异，发现了一点 首先，教育水平和初婚离婚率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有倒u型的关系 另一方面，高中以上学历组的初婚离婚率高于小学以下学历和中学学历组 这表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离婚这一选择有开放的态度 另一方面，高中学历组的初婚离婚率也高于大专以上学历组 这与美国近年来的情况相似，大学以上学历的夫妇离婚率比其他夫妇低 一个解释是，高学历的夫妇有越来越多的资源防止婚姻生活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的婚姻关系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会变得更坚韧。 这一现象也与过去2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有关——大专以上学历群体比其他群体年轻，他们结婚经验的时间也相应较短 另外，城市户籍集团的初婚离婚率明显高于农村户籍集团，“农转非”户籍集团介于两者之间 从cfps五个过度采样省市的数据来看，地方习俗依然对离婚行为有很大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平不是影响离婚率的唯一决定因素 例如，同一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和广东在离婚率水平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广东省的初婚离婚率是五个省市中最低的 辽宁是五个省市中初婚离婚率最高的 这个特征与关于离婚率地区差异的其他研究一致 大多数小组报告，男性受访者的离婚率高于女性受访者 这表明离婚带来的社会压力因性别而异，对女性的影响高于男性，因此一些女性回答者隐瞒了离婚状态 但是，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高学历城市女性对离婚的心理压力小，因此两性报告的离婚数量更近 [作者陈沁系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企业首席经济学家] 张冰莹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周羿是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文件由《中国民生快速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5月)第5章《结婚与家庭》改写。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