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光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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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队拜访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武汉住了一晚上，去了南水北调的水源地。 经过一个叫老河口的小镇，同行的高伟突然说:“老河口是光年的故乡啊。” 于是话题自然转移到了协同这位老领导的身上。

老河口有一条以光年的名字命名的路。 他从这里进入革命的漫长道路时，我、高伟和光年在同一个创始部党支部。 他是中国作协最老的党员( 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在他家度过了多个有意义的党代日，所以车通过老河口唤起了我很多回忆。

“风吼，马叫，黄河咆哮……”两行经典诗句，把我带到了抗日战场。 光年的激情、才华、使命感，以时代为自己的责任意识，通过“黄河大合唱”留在岁月的丰碑上。

那时走在长江上，在稔归的屈原祠，吊完屈原后，我写了一首小诗。 “诗魂沉入千载沉江底，孤忠浮日了。 民心要吊清烈，文案救国要捷。 ”“清烈侯”是宋代对屈原的封号，在诗中写屈原的命运时，我无意间想到了光年先生。 他是文案和诗救国的典范，更是捷才。

碰巧我在《张光年文集》第一卷偶然打开了他于1986年10月25日写的关于屈原的诗。 “热泪盈眶的沱琼玉篇、文苑受益于2000年。 如果诗人只提倡我，为什么要吊死屈原！ ”——《屈原纪念馆留字》。 吊死屈原，我们纪念光年，冥冥中终究有那么偶然。 “如果诗人提倡唯我，为什么要吊死屈原！ ”这个口吻是光年的典型口吻，是以诗人、造诣很深的理论家的双重身份说的极为沉重的话。 这是时代建立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虽说是信仰，但也能成为。

其实40多年前在云南服役的时候就知道光年。 不，应该说是事先知道光。

他在1944年整理了极其有名的云南彝族支系阿细族史诗《阿细的先鸡》，因此被命名为《阿细人之歌》，在军营里拜读。 我的军营在宜良，毗邻路南，但在练习露营时常住在桑尼人的山村，和史诗故事的背景很相符，所以很亲切，被汉族诗人对光未然的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所感动。 他和提供诗歌原料的阿细族青年毕荣亮之间的友谊也足以称颂。

真正知道张光年和光未然是一个个体是在1978年夏天从云南部队转业到《文艺新闻》之后。 光年是《文艺报》的老主编，要成为好的《文艺报》的人，必须先熟读历代的《文艺报》。 这是编辑部主任谢永旺对各位新人的要求。 离子是光年的老下级，也是“文革”前光年的充分被认可的年轻人。 永旺作为刚复刊的《文艺报》骨干编辑告诉我们这些新人(雷达、李炳银、何孔、臧小平、李维勇……)以前传来时，我突然领悟到:光未然和张光年本来就是同一个个人！ 居然《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五月花》的歌人，《阿细的先鸡》的整理改编者，是《文艺报》的老领导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 突然变成亲近感，亲切地说也可以。

两个身影和名字重合的光年，引领了当时百废待兴的文艺界，加上诗人的热情和理论家的智慧，以及老共产党员对时代的敏感和责任，与他的战友们一起，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辉煌。 他访问深圳特区，带队到西北采风，越来越多的是组织评奖，编纂《人民文学》，以应对不时发生的突然事件。 那时，我只是《文艺报》的年轻编辑，间接听到时代变革引起的观念反差而产生的文坛纷争，如白桦的《苦恋》，费尽心思光年，当然也折磨了具体执笔的唐真挚(成就)和唐因。 但是，当时光年肩膀的压力之大，也许只有《文艺报》的谢永旺同志多少能感知到一些。

作为远程观众的我，正是因为光年提倡举办文讲所七期评论编辑班，才成为鲁院的学生。 他对文学期刊的评论和编辑高度重视体现了文坛领袖的远见卓识，并且他为当时的协同所属期刊制定了工作条例(即不严格上班，必须有读书、调查和创作的时间)，培养了那个时期许多复合型人才。 在文艺新闻会议上，听到了光年的建议: 1年中的12个月，编辑们1个月看书，2个月出差调查，9个月工作，简称“129制度”。 《文艺报》的同事们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

事实上，与光年的接触一直不多，与冯牧、成就、罗荪、文井、葛洛、朱子奇、还有舒群、管桦等前辈并不密切，但1985年底，我突然接到《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的任务，这部图书系《中国文学》。 其间，我曾攀登光年求教。 我还听了他基于浓郁和湖北口音的普通话。 讲慢条斯理清晰的光年，讲自己经历的风雨人生，讲遥远的云南，讲抗战烽火和写《黄河大合唱》的背景，你尊敬，你仰望。 你为自己的年轻而感到惭愧。 你追随，去找。

这就是我理解的老年人、仁者和贤者光年。

张光年，黄河歌人，长江儿子，为诗歌不朽的大写字母之一。

(作者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