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口述①】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调任深圳就像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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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我的1980——深圳口述史系列视频第一集_中国政协_中国

编者按: 深圳市政协历经数年，先后出版、采访、整理、极 在该系列史料著作中，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亲自参与深圳建设的各方代表口述了自己的经历、亲见和亲闻。 新闻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特别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深圳口述史》图片文字系列报道，第一期发表《深圳前市委书记李彝:深圳调任如锋》。

李，1926年出生于广东电白，1985年从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调到广东。 历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市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是迄今为止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20世纪80年代，推动了特区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使特区承担了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双重职能。 1992年，他陪同邓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 退休后，2005年成立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出任会长。

2015年8月22日，李彝回忆起在深圳市政协与深圳一起度过的宝贵的30年。

我快90岁了。 在深圳的时间基本上占人生长度的三分之一。 这三十年的故事太多了，三天三夜说不完。 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刚成立经济特区的深圳进行了交流，那时我没想到这里会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城市。

一

来深圳之前，我和经济特区有一个渊源。 1979年，为了落实小平先生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指示，谷牧先生与广东、福建两省领导人讨论了研究实施方案，连续两年召开实务会议。 参加了这两年的会议，我也和领导一起来宝安、深圳视察过，对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1985年，我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 有一天，国务院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中央的决定让我去深圳工作。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各地的建设都是由政府列入计划开始的，不是由市场行为调节的。 全国各地必须迅速发展，财政困难。 当时梁湘同志在深圳有声有色，但深圳的建设也存在规模太大、投入太多、银行借款数额大的问题，财政压力很大。 有人说，深圳经营经济特区后，内地将改变灾区，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有意见。 1985年初，香港媒体连续发表12篇文案，使特区建设成果无济于事，深圳大学的建设也受到了专门批评。 该系列报道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伪大空”，深圳称“伪大空”。

对改革来说，经济特区是新事物，影响全国。 那个时候特区刚开始迅速发展，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大家确实经验不足，认为搞经济是摊牌，战线太长。 来深圳，意味着要接手很多案子。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了我，但我明白这份工作的重要性，所以犹豫不决，对自己信心不足。 离开北京之前，我说要去前线，当时真的是这个心情，感觉特区舆论压力很大。

离开前，很多领导关心特区建设，找我谈，但有三位领导不找我。 我也不敢主动去找。 一个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一个是陈云同志，一个是小平同志。 有一次我遇见李先念同志，他说他知道你要去深圳，和陈云同志商量了吗？ 我没有说。 他说你应该找陈云同志。 这是他给我的建议。 但是陈云德高望重，他没有和我说话，我不好意思自己去找他。

调职前，小平安排了和我说话的时间，但是因为参加了在广东的会议，去深圳调查研究了几天，结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之后，我回北京找他，那天他又临时有事，他知道我买了票，那等你回去再说吧。 这样，这次谈话被拖了8年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的时候。

二

来深圳之前，我最后一次和国务院领导说话的时候，重点问深圳还不是特区吗？ 他说当然是特区。 我又告诉他，既然是特区，应该可以给我一些权力进行改革。 他当然是这么说的。 但是体改委和我的工作没有关系。 那样可以吗？ 我是不是说过要和体改委员会建立这种关系，才能把我的这个特区改革纳入改革系列？

1991年7月3日，李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致辞。

我当然不是说用当时内地的做法来管理我，但我认为特区改革需要“头脑”。 他还答应你去找安志文同志(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员会副主任)。 完了，你还说要给我权利呢。 得知梁湘同志公布了深圳的工资改革方案，提高了一点工资，在广东省觉得标准太高，要求停止执行。

我说过在他那里涨一点工资是他自己决定的，在你的省份为什么取消了他的改革？ 那不是没有了一部分权力吗？ 我做出的改革决定，省里也会回收吗？ 领导不同意，他说你可以去广东告诉谁。 我说改革是系统工程。 这个不能修改。 那个不能修改。 不能突破现在有点不妥当的方法吗？ 领导点头同意。

我这几个很重要。 有了这个权力，来深圳就有点意思了。 所以，深圳虽然有点曲折，但是大家都很珍惜。 我来深圳有点权力，可以做点改革。 就像收回工资改革数不胜数的决定一样，我很快就取消了。

经过调查研究，我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首先建立了市长的事务会议制度。 到目前为止，深圳还没有这个制度。 因为我还不是市委书记，所以整体员工不太会管理，所以想通过市长办公会议组织各副市长、党组成员、各局第一负责人开会，建立制度化的集体领导机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 否则，人们只会说你破案，没有市政府的集体领导。 1985年底，在第一次市长办公室会议上，我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设立了四个机构。 分别是外汇调节中心、国有资产投资管理企业、监管局和城市规划委员会。

其中，最紧迫的改革是设立外汇调节机构，清理、取消、处理外汇黑市交易，取缔黑市。 我来深圳的第一次改革是建立外汇调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