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中国人的性、爱、婚：四十年经验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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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在南京大学郑钢社会学家讲座第一期发表了题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性”变化”的演讲。 仔细整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人“性、爱、结婚”等过去40年的变迁 本文因为演讲实录，没有接受演讲者的审查 中国人性、爱、结婚四十年经验和变迁演讲|黄盈盈整理|朱晨宇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主题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变化”。 我关注的问题是扎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性，它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下有着怎样的快速发展脉络，当地学者没有聚焦于这些问题，中国大陆的“性”经验今天超越了它们的边缘描述和国界 这项事业与我以前的具体细致的研究不同，我想总结林林总的现象和研究，进行比较广泛的整体思考。 △黄盈盈在演讲中(摄影:唐佳奇) 01我之所以对性问题感兴趣，是因为从研究生时代开始沿着潘绥铭老师的路去黑，而性的双重边缘性让我感兴趣。 “性”具有日常和边缘优势。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经历它，谈论它，媒体也报道它，法律和管理活动也关注它。 但是，关于性别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非常不足。 性议题曾说过学术界放弃育儿和媒体宠儿也完全不是开玩笑 另外，性议题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与政治密切相关，许多政治斗争采用涉黄、生活方式等词汇，必须挖出二乳、三乳 性与经济的关系也很密切，例如与同志文化相关的粉红色经济、性玩具产业等 我们发现性是与道德、政治、社会规范、商业、媒体、医学等行业相关的议题。 性在东西构筑关于对方的想象时也很重要，其想象也会影响到平民的认识 例如，有一段时间我们谈论性别问题时经常说坏现象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带来的。 八十年代艾滋病刚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推广也和西方的生活习惯联系在一起。 在任何西方，西方毕竟有那些生活习惯，人们不在乎 但是，想象西方时，性是重要的切入点 相反，西方想象东方时，性也是重要的话题 比如西方很多学者对春天的逸事、房中术、缠足、妓女文化、男风等现象感兴趣，认为中国社会是与西方不同的特征 东西通过性如何构建对对方的想象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02日共享的复印件关注80年代大陆的性变迁，这与我的个人经验有关 我做了70后，对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有了比较多的体验 我立论的基础是潘老师和我做的一系列研究、对变迁社会的注意和现有的研究文献，包括研讨会等半学术活动的经验 我的分解框架有三个层次。 一是中国社会的性现状。 二是其中发生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最后是中文学界的语境，这是我对话的第一对象 我把中国大陆80年代以来的性别变迁分为四个时间段 起点是建国后到八十年代，这个时期是发生变迁的背景 潘绥铭老师把这个时期概括为“无性文化”，我的概括是“祛性文化”和“高度政治化” 著名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住在大陆的朋友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时期的服装、影像、语言都是性化的 与性有关的大事是新中国一举成功扫黄 北京和上海在军队关闭了很多妓院，同时在扫黄运动的描述中采用了阶级话语:妓女是被剥削的阶级姐妹，早饭前是阶级敌人 妓女经过治疗和改造，最终走上学习、就业和婚姻的生活道路 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我和潘老师在野外调查时，经常听说毛时代的扫黄会成功，今天为什么不能呢？ 这个说法包括很多消息。 一个是描写毛时代采用的纯洁理想的语言，另一个是对现代很多现象的不满。 潘先生说，在这个时期，“以改变风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无性文化，形成了反性的社会秩序。 这意味着，不是人们不进行性行为，而是性行为的合法性仅限于生育，因此在60年代也形成了体口出生的高峰。 另外，模特剧人物和人们的日常服装变得很性感 对男女流氓和坏分子的打击也体现了性和政治的紧密联系 遗憾的是社会科学对这一时期的性研究还不够 △解放之初，济南解放后，316名妓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按照每个人学习特长的就业安排，再次走向就业03，在上述背景下，八九十年代发生的性变迁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 包括潘先生在内的一位学者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性革命 你怎么定义性革命？ 第一，它形成了和上一时期完全不同的性文化。 其次，这种变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发生。 第三，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少数人身上，而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80年代确实发生了性革命 潘老师总结说，性革命表现为五个层面:第一是性哲学层面，唯一生殖目的论不断受到挑战，性趣论逐渐兴起。 二是性表现，包括语言复制和身体服装的表现，到1992年10月为止出版了二百七十多种关于性知识的书，这个时期被称为建国后的第一次复学热，人们关注身体，打扮身体的意识也开始复活。 三是秘密的性行为和性观念层面；四是性关系层面；五是女性的性和身体、多性别等性和性别层面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万有出版社(中国台湾高雄) 2006年让我们看看80年代的几个例子 一位叫郎景和的医生写了一篇名为《新婚性卫生》的文案，当时的流行程度和今天的耽美文学没有很大区别 1983年首次公开报道的变性手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1985年出版了两本畅销书:《性知识手册》和《性医学》，这两本书的影响非常大，代表了性知识在科学主义和医学话语下的回潮 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人体油画艺术展，同年在上海成立了性学研究中心，创办了《性教育》杂志，1990年《人之初》创刊； 1994年在北京第一次不重复知识展览会，同年成立了中国性学会，暂时吸纳了数万名成员 △1988年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绘本和吴冠中先生写的序言1989年潘老师翻译了金赛的性学报告 有趣的是，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性学书籍以美人照片为封面。 另外，人们很多人在摊子上花几美元买这些书。 在这期间，也产生了很多中文的性语言。 例如，“性”是80年代出现的语言。 1993年李银河老师和王小波共同撰写了《他们的世界》，在同性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94年张北川先生出版了《同性恋》，但影响没有李银河大 1997年“东宫西宫”问世，但很快就被禁止了 1983年还有一件大事。 是严惩 迟志强是个受欢迎的演员，因自愿和几个女性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刑4年 有人偷看女性厕所被判处死刑，有人和10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被枪毙，你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 80年代，男性流行穿小号、穿蟾蜍、女性加热大浪，迪斯科舞厅也开始兴起。 这些是革命性的身体表现 当时很多人不习惯这些现象，北京发生了小号事件，热心的大众在《北京日报》上写了“不要让这些青年堕落”的信。 八十年代的青年(摄影:刘香成)把这些现象和现在作为一个对象很有趣。 例如，这几年来上海的舞厅又开业了，第一费用群已经成为中老年人的同性恋群，最近出现了“不要让青年堕落”的声音，少年母亲是国女，大学生艾滋病感染率高，大学生清洁，堕落 性行为和性关系的一些变化趋势可以用数据证明 80年代引起社会热议的问题有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关于爱的大讨论等 但是今天很多人可能会说婚前性行为还不是问题吗？ 但是，出轨的行为还很严重 80年代“陈世美”现象备受瞩目，1982年出现了“秦香莲访问团”。 丈夫出轨的夫人组织起来访问了北京。 1980年《婚姻法》的编纂也非常重要，新法规承认感情破裂被调解无效后可以离婚，许多人开始寻求“爱”，与原来的配偶离婚。 有趣的是，访问团希望通过组织的介入来保护婚姻，但组织也无法管理，离婚成了浪潮 相应地，附近的尖儿、恋人、毛片等语言也在日常生活中流传，也有人把毛片称为元气 在八九十年代，可以说只要看到一个人用那些语言讲述性现象，就基本上可以评价他的性观念和所属阶层 △在八十年代的情侣(照片:刘香成)中，我们来看看一些数据。 我喜欢从多年积累的数据中发现变化和趋势。 90年代初开始大学生调查，1999年开始全国18岁到61岁的随机抽样调查，每隔5年进行一次调查 首先来看看全国人均多伙伴的情况。 根据2000年到2000年的4次调查，男性和女性一生都积累了多个伴侣，前一年有多个伴侣的比例上升，男性终身多伴侣的比例从20%接近60%，女性从10%增加到30%。 有已婚者和固定伴侣的情况下出轨过的比例也在上升，男性的比例从12%左右上升到35%，女性从5%上升到15%左右 这些数据可以证明两点。 一是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确实开放，另一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在调查中查明这些事件，这两种力量共同引起了数据的上升趋势。 △八十年代的情侣(摄影:刘香成) 04性、爱、结婚三者的关系在过去三十多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一夜之间挑战的不仅仅是结婚，还有“爱的一致”的观念 从数据可以看出，对感情质量和性质量满意的人数比例在上升，对结婚满意的比例在减少。 那么结婚到底是什么，人们到底为什么结婚，结婚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问题很值得考虑 看大学生的性现状 有性经验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一直在上升，但不超过30% 反过来想，70%以上的大学生没有做过爱 媒体经常报道大学生混乱，我们可以用数字说话，有性经验，已经同居，曾经和多人做爱的三个指标，大学生比例远低于同龄非大学生，百分比差两三倍。 大学生比大学生以外的好得多，大学生不能轻易贴上高危标签 西方学者也关注中国的性革命，他们在西方性解放的语境下讲述中国的经验 潘老师等国内学者认为并非如此 中国性革命不是由海外思潮的传达推进的，有着单位制解体、主导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的衰弱、人口流动性上升、居住方法变化等扎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逻辑 △八十年代情侣(摄影:刘香成)九十年代末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是进一步推动性别变迁的力量，对特殊人群特别有意义 对同性恋来说，网络交友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两项政策的出台也在无意中推动了性革命的发生，一是1980年《婚姻法》的编纂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 独生子女政策直接挑战唯生殖论，促进了乐趣主义的性哲学 △八十年代整形手术(摄影:刘香成)更根本上是中国社会初级生活圈的变革 初级生活圈是面包老师提出的概念，是性别、性、家庭、婚姻养成等与我们生活最接近的行业 例如生殖技术的出现改变了结婚生育的模式和可能性，超越性别和性别的问题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 很多人可能不喜欢这些话题，不能接受，但社会学的研究者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看这些现实问题，而不是闭上眼睛。 学术界有人听说我小姐是违法的，你怎么能研究她们？ 我的答案是，即使错误不违法，即使不喜欢你个人的喜好，也是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值得研究。 △黄盈盈:“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对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虚拟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性活动带来了那些变化，值得注意。 性比失调也是个大问题，女性男性的口比达到1:1.22，许多人口学家简单推论性比失调会带来很多光棍，光棍不是找女性，而是制造男性关系，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 光棍的问题与贫困和人们对婚姻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制作光棍而不是性别比就这么简单 无论男女比为1:1还是相反为1.22:1，只要贫困人口还存在，对结婚的认识不变，就会产生很多单身者 △潘绥铭:“荒唐过”群言出版社1999年05日与性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艾滋病 2000年以后，许多防治艾滋病的国际项目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也出现了血液销售、静脉注射、女性员工、性病门诊患者、长途卡车司机等高危人群的标签 2005年以后，msm的人(男性接触者)也贴上了高危标签，最近大学生也贴上了标签 这些高危人群的标签和形象是如何由疾病管理部门和媒体生产的也是有趣的问题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安全性行动和相应的风险行动的概念，媒体开始强调艾滋病的性传播 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性传播在7、8年前比较高，但最近为什么作为现象再次受到关注呢？ 这种强调艾滋病性传播的报道给大家带来了一种接近感，让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遇到感染风险，背后明确的健康管理体系和战略必须非常考虑 这种报道惯用的战略是在数字中加上故事，数字引起你的焦虑和恐惧，故事又给你带来了接近感，感情一下子动员起来，很多10万人的副本就这样出现了。 这些战略在人们心底利用了深深的道德恐慌和感情脆弱性 那么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关注什么呢？ 首先发现定量调查和医学语言的采用得到了加强，其次对采用避孕套、性交频率、多性伴等问题持续关注。 女性性运营商等特殊人群也备受关注 其实女性的感染率一直不高，但她们一直被视为高危人群。 另外，msm人、农民工、老年人、大学生依次发放，贴上了高危人群的标签 例如，关于农民工的报道逻辑很简单，通常他们单身打工，没有固定的性伙伴，倾向于寻找错误，感染后转移到其他地方等。 这些报道不关注农民工的真实情况，给他们贴上了新的歧视标签 艾滋病防治项目也有点不聪明。 例如，一些机构正在收集错误，训练如何采用避孕套。 事实上，小姐的健康知识比他们强得多，不需要他们教。 △《积极的生活: hiv和我的生活》清华大学出版社年06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年以后风起云涌的性和多性别。 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在变化 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一年后扫黄力量加剧，1981年颁布禁止卖淫嫖娼法规后，我们又扫了30多年的黄，年的这次特殊之处是从上到下扫，五星级扫，全国扫，以前都是街上的女性吗？ 有些感兴趣的人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分期服务，结果黄扫报道出来了，去调查东莞三十六式有那些。 相反禁止发挥生产的作用，福柯发现过内在 我和潘老师想看清洁对性服务领域有什么影响，去红灯区调查了几次，我们发现大家不是为了清洁而不做这行，而是更隐蔽，更巧妙。 例如，有些女性从店面转移到网上经营，有些女性开始只接待常客。 另一个现象是整个lgbtq组的表面化 八九十年代这些小组也有活动，但活动的形式和空间比较隐蔽 但是，年以后出现了很多倡导性的活动，活动和国际联系越来越紧密 另外，blued、aloha等app的兴起，这些应用对lbgtq组的影响非常大，对他们的交友频率、交友模式也产生了卓越的影响 另一个现象是性议题的青少年化，青少年不仅仅是参加者，而是逐渐成为性教育的主体 这背后是un推动身份政治的力量。 比如，和我研究错误，un一定优先帮助错误。 我是旁观的既得利益者，青少年的状况也一样。 un认为青少年的性教育最好是青少年自己做。 而且，反性的力量也在崛起 例如在西安性博览会上，反性阿姨偷主持人的麦克风辱骂参加者的道德堕落 以前也有研究学者拉屎 阿姨们认为从事性产业和性研究的人腐败了社会道德，特别是教育和破坏了孩子们。 △媒体报道在这些多种多样的性现象下，我想听的是我们的性理解多还是少？ 我们对性的讨论触及到越来越多的真正问题吗？ 我们的性语言更政治化了吗？ 作为当地学者，对于性这一国际联动紧密的话题，能提出那些本土的思考吗？ 在性这一富于多重性和多样性的行业，我们如何体会和论述中国的经验、中国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我今天共享能回答的。 总之请让大家一起考虑。 原标题:“中国人的性、爱、婚姻: 40年的经验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