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革新人才,中外大学校长如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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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创新环境:民主宽松、开放与和谐

 ；  ；  ；  ； 记者:周济部长在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要积极探索、完善学术自律与学术监督相结合，以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相结合的较为有效的机制，营造民主、宽松、开放、和谐的良好学术环境。” 校长对此有何看法？

 ；  ；  ；  ； 吴清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 :在香港的学术自由是有保证的。 因为这是全社会的共识。 但是，我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没有禁区了。 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比如克隆人，我个人反对。

 ；  ；  ；  ；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 :研究克隆人的人从学术自由的立场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如果交给自由研究会扰乱社会。 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说，什么都可以研究，但当科学家认识到科学是一把双刃剑，研究会对人产生负面影响，自然会产生负面影响时，科学家必须约束自己。

 ；  ；  ；  ； 陈准民(外经贸大学校长) :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不同，小人同不和”对我们今天提倡的学术民主非常有启发性。 你看你能做的和能做的不一样，有不同的意见，但互相尊重的单位，创新的局面一定很活跃。 “同而不和”的地方，表面上要求一致，创新精神一定受到压制。

 ；  ；  ；  ；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学术自由是创造宽松学术氛围、启发创新智慧、促进学术繁荣不可缺少的条件。 但是，应该遵循社会良性的快速发展，应该为人类进步服务，为三个代表服务。 所以，要强调学术自由，也要讲学术责任，有学术责任才有学术尊严。 学术自由、学术责任、学术尊严三者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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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创新文化:宽容失败，尊重科学探索规律

 ；  ；  ；  ； 记者:宁波大学校长告诉我们，他们学校从美国聘请博士担任客座教授，年薪很高。 合同要求在三年内取得国家级科研项目。 但是，三年后，他没有得到，应该按合同解职。 但学校分析了他的情况，认为他能力强，工作也努力，对争取国内科研项目的方法和途径还不熟悉。 这所学校的决定一直留任，结果第四年他就拿到了。 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另一所大学的教授时，他说:“如果第四年他还没有得到呢？

 ；  ；  ；  ； 徐梧(北京科技大学校长) :不仅看不到结果，也看不到过程。 作为校长，最重要的是根据现实情况，把握大致情况和灵活性。 科学研究不像农业生产，更像按时播种、按季收割的大型工业生产流程，可以精确到分秒。 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要原谅失败，就需要基于事实寻求真相，需要调查研究。

 ；  ；  ；  ；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 :还需要内行。 管理者必须了解常规的科学探究规则，了解所管理项目的常规规则，才能宽容。 否则盲目地提出不现实的过高要求，不断要求科学家在他们想象的时间内做出成果，否则将无法通过审查。 这样的“失败”是人为造成的，年轻人会打击学者的积极性，而重者会成为一点学者的假推进器。 当然，对于违背学术道德的虚假行为，不应宽容，而应由学者自身负责。 但是，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管理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宽容环境，无疑会减少造假。

 ；  ；  ；  ；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 :宽容的文化氛围能忍受孤独吗，这是十年来磨剑学者最大的鼓励。 我校一位学者研究了4年解读基因的方法，实现了这个行业的重大突破，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当初，为了让他专心于研究，我们三年没有任何指标地评价他，充分信任他的能力。 我们知道，重大突破远胜于发表一些常规文案。

 ；  ；  ；  ； 记者:在去年第十三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的评价中，主办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并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成绩。 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们有重大的项目，学术价值很高，但需要大量的数据。 为了更加严密，学校的决策并不急于成功，所以没有作为成果申报。 知道内情的人都很佩服。

 ；  ；  ；  ； 陈准民(外经贸大学校长) :但是学校领导的压力很大。 有人认为这是“借口”。 长时间不能做出成果的科学研究费也有可能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应对各种评价了。 理想主义校长经常不被现实所理解。

 ；  ；  ；  ； 徐立之(香港大学校长) :在美国硅谷，只要你认真做，竭尽全力，即使10次创业失败9次，你还有机会，别人也会投资你。 宽容的失败大致有之。 探讨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迟到。 认真做就宽容，否则就不宽容。

 ；  ；  ；  ； 吴清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 :对失败需要正确的定义。 没有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发现这条路不通，改变了研究方向，也取得了成功。

 ；  ；  ；  ； 培养人才: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  ；  ；  ； 记者:当今时代，世界重大的科研课题往往需要科学团队来完成。 这需要科学家有完美的人格。 例如，善于与人交流信息，与人合作。 伊安洽博校长在帮助教授和研究生形成这样的品格方面是怎样的体验？

 ；  ；  ；  ； 伊安洽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件。 因为科学家毕竟是人，而且是有个性的人，他们往往对讨厌的伙伴夸大其词。 我们不能太改变他们的这个性格。 我们能做的是，大学是一个完美的社区，每个人都必须独立，彼此依赖。 科学研究小组的声誉依赖大家来维持，从而营造一种相互宽容的气氛。 当然，有问题马上调整。 万一出现不太合群的人，我们也必须让他去。

 ；  ；  ；  ； 约翰·莱斯利(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 :学校之间的合作确实很困难。 我们向越来越多参加合作的团队各方证明了这种合作给大家带来的机会，让他们学会了自觉约束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并不是不能合作。

 ；  ；  ；  ；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我们在谈创新人才培养时，越来越多的事情偏向于革命的新思维、创新能力，关注创新人格的培养是最薄弱的。 我认为创新人格首先应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追求真理，献身精神。 但是，社会将上大学视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目标是在未来获得经济利益。 这本来是经济学的概念，但是如果把赚钱当做唯一的第一大学，甚至是建立大学的目标的话，问题就很大了。

 ；  ；  ；  ； 当然，在当前中国就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家长和学生关心工作是合理的。 这种急功近利的感情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才逐渐处理。 问题是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有些人必须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献身地做学问、研究、发明创造。 我们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现、培养和保护这部分人是少数精英。 因为他们将来会起到领导整个社会的作用。

 ；  ；  ；  ；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 :创新人格是指创新人才的感情、意志、理想、信仰等综合内化形成的全面快速发展的现代人格。 在创新人格的培养和塑造过程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在进取中培养自信，同时引导学生在挫折中培养意志，为利益关系的调整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我们在教学计划中，要求学生4年选修14个学分的人文、社会、艺术、科技等课程，从文化素质上，为学生打好基础，这不仅是学生人格完整的需要，更是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渗透到所有课程和实践环节，

 ；  ；  ；  ； 记者:杨祖佑校长，在你工作期间，你的大学已经获得了五次诺奖。 哪个学者在冲击这些世界级研究时，是有趣的，还是出于对科学进步的志向和责任？

 ；  ；  ；  ； 杨祖佑(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 :他们一开始很有趣，但有什么有趣的事就不断研究。 但是到了某个阶段，他们自然会产生追求高水平的责任。 我认为中国学者也是如此。 他们现在对难度低、收益快的课题感兴趣，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相当的研究能力，他们也会冲击更先进的科研项目。 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  ；  ；  ； 陈准民(外经贸大学校长) :我认为，对广大学生来说，必须培养他们作为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忠实信念、大局、奉献等高尚境界和品格，教师人格风格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学生在学校接触最多的是因为老师。 我校有一位中年教师，如果用她的学术能力多花时间自己发表论文，早就能给教授评分了。 但是，她最专注于教育、教育、教育。 不仅上课好，还把帮助学生应对困难、烦恼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 她有很多时间为学生在网上答疑，尽管没有报酬，但在网上受到好评，学生说她的行为胜过千言万语的道德说教。 我们打算录用她为教授。 是在教师队伍中树立榜样。 我们不仅要为学生树立学术成果突出的教师榜样，更要为学生树立这样一个甘心的教师榜样。 我认为这有助于学生的整个人格。

 ；  ；  ；  ； 促进创新:制度改革还有很大一段时间空

 ；  ；  ；  ； 记者:在这次论坛上，中外大学校长有一个共识，大学是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环节。 在大学阶段，有必要进行那些改革，以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  ；  ；  ；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我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能把“神五”、“神六”天上掉，也能保证马桶不漏水，这都是创新人才。 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培养能够提出新原理、新思想、新技术的顶尖人才，还必须培养能够在日常工作中打开创新思维、创新局面的干部、工程师、科技人员。 我们的制度设计必须兼顾这两种人才培养的需要，特别要考虑到当前国家更迫切需要的冲击世界高水平研究的创新人才的保护和成长。

 ；  ；  ；  ； 吴敏生(福州大学校长) :我认为这个制度大体上应该为“均才”制定规则，为天才留出空之间。 比如成立学校支援创新委员会，开办人才特区，对某教授或某教授在几年内不做评价，让他们做学问，能否纳入“特区”的对象，有两个条件: 1、确实有学术基础。 二、具有较强的自我约束力。 谁能进入特区，由支持创新委员会研究决定。

 ；  ；  ；  ； 在美国有名的大学中，有学校允许天才的、有自我约束力的学生的百分之几进行自我设计的制度。 这些优秀的学生视野广阔，现有的课程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让他们可以跨学科选课，选老师，自己决定学习时间。 我们也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实验吗？

 ；  ；  ；  ； 伊安洽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 :对于有才能的学生，我们会为他们安排教师，安排教师队伍，指导他们的学习和研究。 为他们安排生活老师和心理咨询师。 因为与他们在学习上的才能相比，这样的学生在生活上的智力未必高，心理也未必成熟。 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他们更集中精力从事学习和研究。

 ；  ；  ；  ； 段宝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在大学里，对很多学生来说，他们接触大师的机会毕竟很少，直接为他们提供课程的是学校60%以上的青年教师。 这些青年教师的创新能力、授课质量直接影响着广大学生的培养质量。 因此，在考虑师生之比时，我认为必须由制度规定教师队伍有富余。 其作用之一是为一些青年教师充电国内外著名大学；二是在教师中形成竞争，提高教育质量。

 ；  ；  ；  ； 研究生的培养除了改革和创新制度外，不能忽视现有的有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制度。 目前，制度不落实的问题很普遍:比如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就是为了让导师检查研究生的选题，通常由教授小组进行。 但是，常常无法执行，论文完成后有时会追加问题报告书。 这怎样才能保证论文的质量呢？ 在博士生培养过程的中间阶段，有综合考试，通常由三位导师组成评估组，进行口试、面试，督促博士生的研究状况检查。 但是，经常没有进行，论文结束后补充，综合考试变成了形式。 再好的制度得不到执行也已经是形式化了。

 ；  ；  ；  ； 陈准民(外经贸大学校长) :目前，在要点学科评估和筹资方面，我国的行政权力能否小一点，学术权力能否大一点。 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在明确要点学科及其资金时也考虑了专家组的意见，但最后做出决定的过程、原因尚不清楚。 在英国，有大学的资金委员会，主要由大学的领导组成，政府把全部资金交给他们，分为这些学校、学科，资金委员会正在研究决定。 这个制度可以参考吗？

 ；  ；  ；  ； 安德斯·弗罗多·施特罗姆(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校长) :制度既给校长带来压力，也给校长带来动力。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学生，我对学校学科进行了重大调整，依据是形势分析。 当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有人问我动力是什么。 很简单，我可以担任这位校长吗？ 必须得到教育部长、理事会、全校教职员工三方面的同意。 如果我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学生，我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取得优秀的研究成果，他们要选我当校长，我要退位。

 ；  ；  ；  ； 记者:有研究潜力的大学生不敢花太多精力给自己探索有趣的课题。 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首先要看考试成绩，为了获得保证研究生的机会，探索必须成功，获奖，但探索本身并不是不成功就不失败，而是要考虑利弊放弃研究，全力以赴地学习。

 ；  ；  ；  ； 周本宽(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我们必须善于发现潜在学生，更重要的是必须改革研究生考试制度，考试需要各种形式。 我校为学生树立了素质教育记录，反映了他们在校期间参加科技活动、社会活动的情况，全面反映了学生的素质。 但是，目前这些记录、能力证书只能供他们考研参考，是否可以以加分的形式，通过制度固定，值得探索。

 ；  ；  ；  ； 王树国(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我校有几名毕业生参与“神五”、“神六”的设计，他们在校期间的成绩并不突出。 目前，考硕、考博分支机构或首要分支机构的制度未必能发现最优秀的人才，我们正在研究该如何改革。

 ；  ；  ；  ； 提高能力:研究生教育的当务之急

 ；  ；  ；  ； 记者:中国的大学研究生也在做科研课题，也在写研究论文。 虽然和国外优秀大学在培养环节上差别不大，但为什么我们研究生的整体创新能力明显不如国外？

 ；  ；  ；  ； 段宝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三个理由。 一是我国主教练队伍的整体水平与国外有差距，名师能出高弟。 二是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与国外研究生相比有差距。 三是我们实验室的硬件，特别是资料的积累和国外很多实验室比较有差距。 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时间。

 ；  ；  ；  ； 记者:但是，一位一流大学的教授告诉我，帮助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必须考虑能否顺利进行，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没有自信的题目不敢让研究生做，怕拿不到学位证书。 如果是老师的话，可以一直坚持下去，但研究生只有两三年。 这样选择的研究课题很难保证高水平，会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吗？

 ；  ；  ；  ； 陈骏(南京大学校长) :如果不顺利的话，我想尽快调整方向，这样完成论文也可以。 不是浪费时间。 因为可以积累研究经验。 对于漫长的课题，我们通常采用让读硕博连的研究生参加的方式，但不能允许学校在培养时间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  ；  ；  ； 安东尼奥·诺瓦(葡萄牙波恩大学校长) :我们的教授和研究生是小组成员。 在我们的试验室里，可以看到顶级教授和20多岁的研究生在一起工作，讨论问题。 他们之间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这种平等的氛围很重要，可以激发研究生的创造欲望和责任感。

 ；  ；  ；  ； 约翰·汉尼斯(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 :在我校，25%的本科生参加各种研究项目，或者他们自己独立进行研究，所以他们可以在实验室接触我校许多优秀的教授、教师，教授老师们也鼓励学生这样做 (宋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