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吴有训 学者校长的铮铮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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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春天温暖花开。 南京大学教授冯端院士夫妇、胡宏纹院士夫妇、王业宁院士夫妇和王德滋院士一行7人来到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祭奠先贤。

百年纪念亭前，真人大小的半身青铜像向南矗立，眼球深邃，表情安详，俯瞰南方美丽的校园——他是南大的前身，老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今年是他111年的生日。

1945年至1947年间，吴有训是大执行。 期间，冯端院士、胡宏纹院士是他的学生，后来在学校任教，冯端夫人陈廉方、王业宁院士和她的丈夫林醒山教授和王德滋院士当时都是大学生。 回忆起60多年前的学业经历，珍惜吴校长的学者治校理念、爱护学生的真实和肮脏的风骨，几位老师不由得沉思起来。

“为现代物理学的迅速发展做出中国人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初，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堂物理系毕业后，吴有训以优异成绩通过江西省首批美国官费留学生考试，留学芝加哥大学，继任的该大学物理研究室助理和讲师与康普顿合作对康普顿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

冯端院士表示，康普顿效应提出之初，没有得到物理学界的广泛认可，一方面这一效应与经典理论有很大的冲突，另一方面康普顿得到的实验证据还不充分，相当多的物理学家对此基本采取感兴趣的展望态度， 吴有训此时正好在这个实验室按照康普顿进行研究工作，直接参与了为了发现和确立康普顿效应的大量实验工作，采用各种材料进行验证，最后以“康普顿效应”为主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1924年，吴有训和康普顿文芳阁的论文《钼的ka射线被轻元素散射的波长》，1930年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被单原子气体全散射的x光的强度》。 这是中国物理学家在国内的研究成果为海外科学报的第一篇复印件。

冯端院士说:“由于吴有训在发现效果和实验验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意义，被前苏联学者称为‘康普顿—吴效应’，国内也有赞成这样命名的学者，但吴有训本人非常谦虚，使用这样的名称

康普顿从未忘记吴有训在这个伟大发现中的重要贡献，在自己的多种著作和多种场合不断提到吴有训的实验，在晚年与杨振宁博士的谈话中，也感慨地说吴有训是他最擅长的两个学生之一。

“大学应将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作为唯一的目标”

吴训学成回国后，怀着科学报国和教育救国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教育工作。 他在江西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及南开联合集团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担任联大理学院院长。 他以渊博的学识、行善的方法和丰富的教育经验，成为了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 子孙与胡刚复、叶企孙、饶泰被誉为“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四大元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的庆功会上，一半以上的科技精英是吴有训当年任教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20世纪45年代中叶，由于国内政局不稳，中央大学也经历了4年4年的校长换届浪潮，1945年秋天吴有训就任校长的消息传到大师生耳边时，大家都很高兴。 冯端院士说:“让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真正杰出的学者当校长，在南大学校的历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

吴有训校长刚上任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抗战胜利后，大家急忙返回南京，加上数千名教师、学生、家人和多套教育设备，送回南京确实不容易。 胡宏纹院士说:“回到南京后，学校只花了几个月就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吴校长可以说工作很大。 他极力排除来自各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干涉，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教职工各尽其职，认真认真，教育科研工作蔚然成风。 ”。

王德滋院士从1946年到1950年在大地质系学习。 他第一次见到吴校长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他回顾说:“作为一年级学生，我想见憧憬已久的校长。” 据老同学说，见到校长的最好机会是旁听物理系一年级的物理课。 因为吴校长要为他们上普通的物理课。 在那里，我们在教室门口等着。 吴校长看到他穿着高大、朴素、长衫，门口抱着一群学生，笑着向大家点头。 吴校长上课生动优美，喜欢做手势，说了一会儿话，停下来亲切地问学生是否听懂了。 师生之间的交流很好。 ”。

吴有训非常重视基础课，主张“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学离不开科学前沿，大学教师要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就必须有较高的研究水平。” 他说，教授无一例外都要走在教育第一线，树立了榜样，亲自走上讲台，为全校教师树立了榜样。

“全力保护年轻学生”

作为校长，吴有训对这个职位有自己的理念:“第一，我回报母校，第二，我是来做教育的，不是来当官的。”

吴有训长期以来，时局异常动荡。 许多青年学子目睹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种腐败社会现象，以赤子之心寻求救国之路，“一二五”运动、“五二〇”运动等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

1946年“一二五”运动之际，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青年学生站起来去促进政协成功的行动。 中央大学和附近各大学的中学学生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在这次大游行中，为了保护学生，吴有训校长走在队伍的前面，支援学生的进步行动。

冯端院士的夫人陈廉方当时在上大外语系。 她说:“在示威的日子里，因为要走几十公里，所以很累很累。 但是，据说吴校长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同时走在最前面的时候，同学们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打起了精神。 ”。

1947年5月，中央大学发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爱国学生运动蔓延到全国60多个城市。 事件发生后，南京警备司令部发布中央大学戒严令，向学校出示逮捕名单，有40多名学生。 吴有训坚决拒绝军警进入校园搜寻进步师生，同时利用自己在科技文教界的声誉，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合作声援，强制废除戒严令。 他主张，在位一天内必须全力保护青年学生。

吴训校长以实施民主学业、保护进步学生的方式，承受着当局各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 作为科学家，他也有比较单纯的想法，认为自己不是来当官的，而是做教育、做科学的，只要做得好自然就会做得好。 但是，在当时腐败的政治环境下，最终并不顺利，很遗憾，他多次提出辞职要求。

短短三年间，吴有训共写了十四次辞呈。 1947年底，他利用赴墨西哥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机会，逗留美国讲学访问，坚决不再担任大学校长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继续为科技强国的理想而奋斗。 但是，作为重视学生的学者校长，他正直的人格、高尚的品德在南大校史上闪耀。 正如王德滋院士说的，“我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也没听过他的课。 60多年过去了，他的崇高形象仍然切实地活在我们同学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