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大学招生涉嫌歧视山东河南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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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业发生了变化，应试战争反而变得惨烈了。 法律界人士看不见，亲自操刀

张千帆:京沪大学招生涉嫌歧视山东河南考生

看了各版本的2009年十大教育信息，一半以上都和高考有关。 高考是中国教育最受关注的一环，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病灶。 在民间各界为高考改革写处方的热潮中，以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为首的法律界人士日前也发表了《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 建议书包含详细的高考改革方案，打破了我国各省份之间存在的倾斜分数线，倡导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享有平等录取权，给西部边疆考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倾斜。

这个针石，敲打了多年高考的隐痛之一，但高考似乎已经被束缚在许多复杂的各方面利益之间，动弹不得，这个方案如何找到突破口改变现状？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张千帆教授。

市民参与不足，高考改革必然停滞

中国青年报:作为法律界人士，你和你的同事都是不在教育范围内的人，为什么把眼球集中在高考改革上？ 想提高激活现有考试改革构想的效果吗？

张千帆:长期以来，高考改革似乎只是教育界内部的问题。 当然，从“以专家治国”的角度来看，高考改革确实应该听取教育专家的意见。 但是，高考改革不仅是教育专家关心的问题，也是全民关心的、关系到各家庭利益的问题，因此在全社会参与和监督下可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否则，高考改革将被改变，必然会停滞或倒退。

医疗保险问题可以说是医疗卫生专家的特长，医疗体制改革的根本是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 如果没有比较有效的公民参与，最后公布的医疗改革方案就不容易实现这个目标。 高考和教育改革也是一样，不仅仅是专家的问题，所以不应该只由教育专家来说。 由于缺乏比较有效的市民参与，近年来的教育改革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偏向于大城市等既得利益集团。 这说明在社团内部闭门进行高考改革是不够的，这样的改革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法律界人士以前也不太重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机制有问题，最好的人才没能进入最好的大学，这不仅导致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延缓了国家的人才培养，还导致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长期快速发展 希望今后越来越多的法律界人士关心高等教育机会平等问题。 我们课题组自然是一起来的。 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以宪法学者很在意公民的平等权。 通过孙志刚案、废除收容遣送办法、户籍改革、乙肝维权等一系列事情，一直倡导消除各种歧视。 大学的招生和考试制度只是众多歧视中的一种。

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的考生基数较大，但成为京沪大学招生的歧视对象

中国青年报:在你发表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调查报告》中，你非常尖锐地批评了现在的高考制度“违背宪法，剥夺基本平等的机会”。 例如，2009年，北京大学每万人投入天津的招生指标有10人，投入上海的有4.8人，而投入山东和河南的只有1人，投入广东和安徽的指标更是不足0.7人，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数倍至十数倍。 同年复旦大学每万人中，浙江投入的指标为5.2人，北京投入的指标为4.2人，但河南和内蒙古投入的指标均仅超过0.4，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同样相差很大。 这种显著的差别待遇不仅侵犯了不同省市考生平等的录取机会，而且人为地带来了许多庞杂性和巨大的任意性，为高校招生腐败和幕后交易提供了温床，为招生过程的法治化和公开化设置了许多障碍”。 这就是歧视问题吗？

张千帆:中国社会形成了误区和死角。 那就是全社会都在关注高考，但普遍看不到严重的招生歧视。 考生最在意的是能否录取，但录取机会首先取决于招聘体制。 如果在招生环节上歧视不同地区的考生，那么考试设计再合理也没用。 事实上，基于招生歧视改革高考体制并没有取得什么实效，因此我们过去120年的高考改革效果有限。 由于山东、河南等农业比重较大的省份的考生基数也相当大，成为北京、上海等高校招生的歧视对象，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其考生人数远远低于全国总量的比例。 再加上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不发达，农村考生在高考面前本来就处于劣势。

高等教育机会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应该基本公平地分配给所有公民，不应该因户籍地等不相关因素而受到歧视。 但是，高校分省招生指标制度对当地考生给予特殊照顾，严重歧视外国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教育机会平等。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不是北京的北大，而是全中国的北大，但北京考生报考北大的机会比山东、河南等省的考生高几十倍到百倍上海、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招生地方化要比北京大学严重得多，如复旦、浙大、武大、武大。

我认为高考改革应该首先修正目标。 这个目标是招生的公平。 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无论户籍地在哪里，都必须获得平等的录取机会。能够报考清华大学、北大的人，必须凭自己真正的才能实习，而不是父母户籍所在地等不相关的因素。 这个目标必须先明确，然后才能考虑什么是最适合这个目标的高考制度。 否则，高考改革本身就会失去方向。 实际上，在招生标准平等的大框架下，考试制度的设计还在空之间，但并非所有考试模式都符合宪法要求。 例如，目前各省的自主命题模式不符合要求。 因为各省的试卷不同，成绩无法比较。 大学对不同省市的考生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 如何实现平等呢？ 由于招生平等的前提是全国必须存在统一的考核标准，所以高考需要全国统一，但是在此前提下高考如何可以报考、多次报考等技术问题，可以让教育和考试专业人员来设计。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基本主张，我们的基本目的是保证全国各地考生的平等录取机会，打破歧视外国考生的招生指标体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考试模式也有取舍，但教育学家对这个问题更有发言权。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强调宪法平等的大体情况及其在招生考试过程中的适用。 我们认为，招生公平为高考改革设定了基本目标和底线，任何招生考试改革都无法突破公平底线。

无视农村学生的上升通道，中国大学对国家的未来失去了通盘视野

中国青年报:该方案非常热情地照顾着农村学生的上升通道问题，在当前城乡二元制的前提下，许多教育界内部人士认为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整个社会不变，教育无法拯救所有人。 你觉得怎么样？

张千帆:我们当然关心统一考试标准对农村考生的实际影响。 因为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本身没有城市学生，所以大学招生大体上应该照顾他们。 有人认为标准统一反而对边远地区的考生不利，但现在正在照顾他们。 否则，他们可能一个也进不了北大、清华。 这个说法其实混淆了不同性质的问题。 我们主张招生公平，第一是比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边远地区的这些地区基础教育薄弱，高校招生可以适当倾斜照顾。 例如，规定对这些地区实行同样比例的招生，大学在西部省份的招生比例在全国平均招生比例以上。 宪法平等并不是绝对的，并不禁止具有纠偏行动正当理由的歧视标准，但由于没有正当理由的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确实被禁止，所以不能以纠偏行动作为招生地方化的借口。

因此，我们主张的实际上是二次元招生体制:对5个自治区和云南、海南、青海、甘肃等9个边远省区进行同比例招生，其余2/3以上的省市大体实行统一录取标准。 这意味着85%以上的全国考生将按照统一标准平等竞争。 虽然二元体制照顾了少数边疆省区，但我承认仍然不能妥善照顾许多省市的农村考生，这是不是比目前实行的招生指标制度还要差？ 那么，现在的招生体制对农村考生有何照顾呢？ 从北京、上海等名牌大学的招生指标来看，当地指标的比例当然很奇怪，当然名牌大学最集中的省市也是大城市集中，农村比例最小的地方。 其二，地方考生之间，不同省、市的待遇也很不同。 这些大学首先考虑到发达城市，例如2009年北大招生比例中名列前茅的是天津、上海，复旦大学招生比例中名列前茅的是浙江、北京。 其三，这些名牌大学中最具歧视性(录取门槛最高)的地方是什么？ 正是河南、山东这个农业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 这样的招生体制怎样才能照顾农村考生？ 改变这个体制为什么对农村考生不利？ 如果不能给予农村考生特别的照顾，至少不能根据录取标准来歧视农业地区吧。

关于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个说法当然很好。 有人主张，现行招生体制的地域歧视基本上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即使取消户籍制度，也处理了招生歧视。 因为山东、河南的考生也可以去北京、上海等地参加考试，各地的基础教育水平也会均衡。 这个说法当然很好，但是户籍制度涉及城市生活的人口和生存环境、基础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承受力、道路交通容量等各个方面，取消不容易吗？ 目前各地试行的户籍改革，实际上只限于身份标识的变化，城乡福利平等的实质含量不大。 如果要在取消户籍后改革招生考试制度，那必须等到猴年马月吗？ 另外，耽误了多少人才培养，损害了多少考生的平等机会？ 这种看法低估了教育改革对社会改革的作用，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特别是农村学生无法通过平等的高考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必然严重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招生考试制度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环，教育改革可以先于户籍改革推进整个社会改革，不能等待社会变革。 (记者 闭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