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郑也夫开课要求学生调查教育怪现状”

本篇文章7229字，读完约18分钟

郑也夫正在讲授“批判性的教育社会学”

郑也夫在《科场现形记》和姐妹篇《吾国教育病理》中获奖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是带领学生们“批判”中国教育。

这门堂名“批判性教育社会学”的课于去年9月开设。 其独特之处在于老师教给我们的是理论，而课程的核心文案要求学生们进行社会调查，“详细说明教育行业的游戏、现象或勾股”。

郑也夫用自己的话说:“教师眼中的毒害异端，通过自身所掌握的一点感染力，激发后进生的热情。 年轻人的来源各不相同，故事五花八门，其中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例如，一所乡村学校如何倾尽全校之力迎接检查？

例如，一所高中如何让学生放弃考试而创造升学声誉？

例如，制造高考神话的超级中学是如何以分钟为单位计算和正确控制学生的？

年1月，这些年轻人的课程论文被总结出版，题为《科场现形记》。 在书中，郑也夫亮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科学场，一直演到清代，练八股被冠以“制艺”。 在如今朴素的人口中，高考被称为“敲门砖”。 意外科举报废一百年后，敲门者成山成海，敲门敲砖怪怪的，即使是清代科学场鼎盛之时也无法与之比肩。 ”。

不仅展现出教育的各种奇怪现状，在郑也夫眼里，学生们从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带回的这些故事，实际上与他未完成的社会学教育有关。 “要训练学生从中对问题的思考，使他们养成从书到书、人云亦云、实事求是的研究习性，着手调查，弄清楚现状

讲一个人的故事。 最好是别人没说过的故事

郑也夫开始形容自己在教育行业的作用时，他把自己称为“怪物”、“缘分”、“超龄愤青”。

实际上，这些话确实可以概括这位社会学教授的行为方式。 他反对科学研究腐败，没有为此申请过国家付钱的课题项目。 他在北大运动会上发现体育特长生冒名参加比赛的现象，写信给副校长要求体育部整改他公开谴责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问题并提出“太垃圾”——在考试培训机构的“帮助”下，连社会学专业书都没读的学生也在面试阶段。

“老爸不是赢，是争。 他认为他会用讲道理的东西坚持到底。” 硕士生这样评价郑也夫的性格。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性格部分决定了郑也夫在60岁时开设新课。 “我们是人口第一大国，掌握着世界上多少比重的基因库？ 按照正态分布，处于顶级大学的学生天赋极高，应该能震惊全世界。 但是，在我接触的学生中，我没有看到足够优秀的人才。 哪个学生特别依赖哪个门类，没有少年曹禺这样的人。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有个大问题，很多学生后天被修理坏了。 ”。

关于开课的动机，郑也夫毫不客气地采用了“愤愤”一词。 “这应该是你最熟悉的行业，不做研究就知道很多事件。 如果搞社会学的人在教育问题上失语，就不能说。 ”。

值得一提的是，本来郑也夫最初制定的课程名称是“教育社会学”，但在教务部的要求下，必须重复课程名称，不得不加上“批判性”两个字。 至今，他仍不能理解为什么两位教授不能开设同名课程，这也被认为是中国教育荒诞的最小证据。 他还在文章里自嘲:把风格做成标签贴在额头上，很没意思。 用批判的旗帜去召集好事者，并没有被作为策略。

选修课开始不久，这150人可以容纳的选修课就满了。 在郑也夫任教的一生中，一个显著的优势是不开设必修课，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来我的课，一定要学习吗？ 我不想发生这样的误会，所以我只是开了选修课，选了我的课，都是自愿坐海盗船，有点意思。 另外，如果有点缘分的话，我们同舟共济吧。 ”。

郑也夫上课的方式也很特别。 不管上什么课，他的课总是两个旋律并行。 理论传授和学生的社会调查工作。 而且，郑也夫对学生完成有价值的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前者。 他读过《1945年以来的德国教育》一书，作者的见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学校教育研究长期以来都是以“教育实际情况研究”的名义在德国进行的。

“德国学者的话让我知道，这个方法可以‘上纲上线’，它不是‘小人’的喜好，它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工作者。 真相不知道，讲什么道理，做什么方案，构建什么理论？ ”。 郑也夫说。

从事社会学课程十几年来，郑也夫发现，长期受不正当教育培养的“八股思维”严重影响着一作年轻人。 表现形式之一是，一写作业就扔下书袋，“都是大话空的话玄的废话，在卡尔·马克思，或者马克斯·韦伯，学生读了多少书。 不是一定有这个节目吗？ ”

有学生说 郑也夫在第一堂课中强调这门课“不侍奉八股”，学期的作业也不是“论文”，而是“实际情况研究”，他希望我们讲故事。 我记得没有人说过的故事很好”。

教育应该是一个“化”的过程，需要灌输许多规范，灌输不单一的价值评价

智楠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四学生。 一年半前，她选了郑教授的这门课。 我记得郑也夫当时说过:“你们的作业不需要写标准的论文样式，做个调查就行了。”

当时智楠通过社团认识了几个来自衡水中学的同学，决定以衡中为调查主题。 这位连续13年位居河北省高考第一的“超级中学”非常有名，智楠曾经的省重点高中老师还在去参观学习，他叹息地向学生们介绍了衡中的学习方法。 此前智楠对衡中的印象只停留在“跑步口号、升旗古诗”的传言上，但“我觉得学校很变态哦！ ”。

在采访衡水中学之前，我通过数据库查阅了衡水的所有相关文献资料，结果发现对衡水的评价趋于极端，“校方和政府部门发表的文案往往是片面的褒奖，媒体报道的资料往往是片面的，

“想客观创造记录”智楠采访了自己从衡中毕业的五个学生，他们衡中最一致的印象是量化一切。

一位回答者告诉智楠，自己平时的工作安排是，不可以比五点半早起床，但要在五点三十六分赶到操场做操。 上午的学习在12点半结束，但是12点40分必须躺在宿舍的床上。 晚上10点左右结束了晚自习，10点07分进入宿舍，10点10分之前必须躺在床上。

将这样的时间控制到分钟不仅仅是工作表。 衡中，每间宿舍门上都有方便老师检查的小窗户，有可能被视为不按时睡觉的行为，有被记录违纪的风险。

“曾经有个人被记录为午休违反纪律。 记录着10点20分，某宿舍的某张床突然坐下。 反正是突然坐下。”一个学生说。 另一个学生说:“睡不着觉在那里玩手指头，路过的老师看到了。 我记得有个东南下(店)的女孩在玩手指”。

一位刘先生的回答者坦率地对智楠说。 因为早上没时间叠被子，所以她几乎睡了三年也没脱过衣服。 冬天也只是戴着羽绒服睡觉，“衡中这样的现象也不少”。

在同学们的回忆中，衡中的严厉不仅限于时间安排，任何可能影响学习的行为都可能包括抖腿、转笔、靠墙、自习课上抬头。

但智楠意外地发现，随着高考的成功，接受采访的衡中毕业生大多对其生活有某种认可感。 “想在高中挑战”的同学现在改变了看法:“其实衡中教给我的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抗压能力。” 另一个确定的支持者说，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只让学生认真学习三年，如果自己有孩子，甚至会“送去衡中学习”。

在回答者中，叫何天白的学生是为数不多的“批判者”之一。 这位被送到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写了一本以衡水中学为蓝本的小说《要点中学》。 他告诉智楠，衡中给他带了点东西，但也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 “因为我写了这本书，很多人认识我，所以在人人网上加了我。 但是，我看了一点师妹、师妹给我的评论，觉得他们很多看法我不能理解，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不是黑就是白。 我认为教育应该是一个“化”的过程。 那需要教很多标准，教不单一的价值评价，但衡中做不到这一点。 ”。

在这个阶段，你不需要称赞。 你要做的是创造更正确的东西，写下事件运转的真相。

之后，智楠给自己的作业加了“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的题目，但在全篇的文案中，她几乎没有给出有价值评价的个人评价。 除了引用何天白的观点之外，文章中再也找不到“批判”的影子。

“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郑也夫说。 虽然有时在课堂上表现出批评的态度，但是在指导作业时，据说“最讨厌批评”。

他说:“在这个阶段，高水平的批评还达不到。 不要来廉价的批评，没有必要赞扬”。 你要做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做得更正确，表现出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表现出细节，写下事件运行的真相。 ”。

级本科生李利利记得自己的选题是“均衡生政策在乡镇中学”。 出于惯性，他在开题大纲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开始真的有看法，觉得均衡生活制度难以治愈，想从公平的立场讨论时，被郑老师批判了。”

“我只是希望学生们不要急于某些局部畸形，这没什么意义，容易偏激。 ”。 郑也夫说，希望学生认真研究，看看这样的故事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没有必要讨伐当事人。 当事人有太多选择吗？ ”

他的注意部分成为2008级本科生张灵(化名)明确选题的初衷。

2009年，“重庆考生少数民族身份伪装”事件掀起轩然大波，其中31名学生因被查明为假少数民族考生而被取消资格。 其中包括当时的“文科状元”何川洋。 来自重庆的张灵记得，在那场风波中，大部分舆论矛头都指向了造假者，“要求曝光造假学生名单，抓住其后台”。

“其实我觉得可以去调查少数民族考生的事件，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民族身份为什么说改变了呢？ 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之后，张灵通过老乡会找到多名来自重庆的少数民族考生，其中有些人依赖身份冒着虚假的涉险合格。

一位过去的考生告诉她，担任某局长的父亲为自己经营着少数民族的身份。 因此，他尽管裸分排在第27位，但还是成功进入了北大当地22人的录取名单。 这位年轻人表示，由于加分，对高中同学感到内疚。 那年高考，农村出身的同学裸体分本来在重庆市排名第九，但在所有考生进入各种项目加分后，他仅三峡库区5分加分就被推到了第25位，与北大失之交臂！

2009年少数民族积分被曝光后，这个男孩总是试图向那个在意往事的男孩坦白自己的经历，但最终没能鼓起勇气。 他告诉张灵，当时的重庆，各种隐性加分泛滥，其实他们的成绩有可能考上北大，但他担心自己不造假加分会成为别人的造假加分项。

根据深入的采访，张灵发现，在这个加分游戏中，伪造少数民族身份是下一个选择。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也体现在获得加分的能力上，大部分加分项的分配名额被超中学、市区中学占据，市区学生可以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对偏远县城，伪造民族身份是众多竞争路径之一”。

实际上，这种强制性造假不仅仅是背景比较强的家庭。 她采访的最难忘的学生来自县里的中学，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唯一的希望是儿子要成为有文化的人。 这位学生告诉张灵，自己高考那年，在重庆市区的几所好中学，很多人有国家二级运动员的加分。 由于害怕儿子“不明失去了公平的考试机会”，他的父母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发现了孩子多的房子，试图以其家人的名义。 因此，不仅变更了户籍，法律上的父母也变更了。

直到今天，这个男孩每次申请贫困津贴或填写父母的情况，都必须写假父母的名字。

“网民在谴责少数民族身份伪装时，你认为每个考生加分的背后有不同的故事吗？ 如果有别的方法，谁想通过伪造民族身份得到加分？ 如果没有人加分，或者加分机制分配和评选公平，谁会背叛自己的民族，或者改变自己的法律父母，从而获得高考的20分或5分？ ”。

在这个名为“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背后”的学期作业中，张灵在综述的分解中写下了上述言论。

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进入高中后，中学生活的记忆还活着，但是那种生活的把戏，真的比想象中还要奇怪。

在编辑中，郑也夫表达了对弟子们的期待:没有人比他们更有能力写“教育的真相”……他们完成这些文案的最大特点是，进入高中后，仍然活着中学生活的记忆，其生活的吊唁。

“有时连我也觉得是编造的。”郑也夫记得看了一个学生的作业后，他急切地想见对方。

“这是真的吗？ 是在你的时间空发生的吗？ 不是谣言吗？ ”他一气之下扔了三道题.原来，这个学生讲述了在边远地区的县城里，每次高考，权威人士都会调查谁的学习成绩最好，安排自己的孩子坐在旁边模仿试卷的故事。 之后，这个郡的优秀学生不得不纷纷通过高考移民的方法逃离这里。

“这超乎我的想象，”郑也夫说。

最终收录的书中学生作业共有43篇，书中封面用粗体字印刷了这些话题的关键字。 奥林匹克竞赛班的记忆，高考移民自述，北京模范高中的借阅生，高中招生大战，中学教育改革的导师制，寄宿教师的家庭，为奥数陪葬的北大人……

教育学家杨东平在序言中称这几十篇作品为对教育病的一张彩超和ct，“无声无息，呈现清晰的病理，有时有触目惊心的发现”。

杨东平印象深刻的是“复读和中学声誉的制造”的文案。 在这次社会调查中，作者揭示了西部名校的成名之路。 高考前动员任何一本、二本绝望的学生放弃考研或考研，通过压缩学生分母来制造升学名声。 作为回报，考生可以免费进入该校当年的复读班。 转学生被介绍给想接收他们的学校。 那里的“学校成绩”按三本或专业的在线人数计算。

郑也夫感兴趣的另一个作业是“在乡村学校迎接检查过程进行考察”，是记录了乡村学校如何迎接“省教育监督室”检查的故事。

据学校领导介绍，从5月动员大会到10月底的正式检查中，整整6个月，约200名教师平均每天加班2小时。 这意味着全校教师为了这次迎新必须工作72000个小时以上，这相当于一体9000个工作日的工作量。

时间是在哪里使用的？ 答案是素质教育。

据接受采访的教师回忆，为了满足上级的要求，学校需要新建音乐室、美术室、微机室、图书室等10多个专业室，这些员工迄今为止空白

除 时间外，钱是顺利迎接检查所需的另一个价格。

“检查白了就一句话，看你的钱花得够不够。 花足万事大吉，花不足一事遭殃。 ”。 在采访中，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说，检测经费支出包括基础设施、招待费和打点领导的礼品费用。 实际上，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说，检查前不久，县长专门去过省，“访问”了几名教育厅的领导干部。 “其实是去省里送礼的，首要目的是为以后的工作做铺垫”。

有趣的是，如果能够进行“准备工作”，检查当天的工作就会变得简单。 准备了半年的检查竟然只持续了几个小时。 报告后，国内队尽管没有看到学生，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为了防止检查小组与学生接触，学校暂时将上课的休息时间提前了十分钟。

郑也夫对此作业的评价是:“如果不熟悉高级检查组对学校的视察，就无法了解我国的教育生态。”

我希望他们上这门课，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活力的人

这节课第五次结束的时候，郑也夫也到了退休年龄。

你可以看到，63岁的他还留恋着这个讲台。 他干劲十足地认为，如何在“乌黑的黑板前”上，将学生们寄来的题目写了几百遍，评论了几百遍？ 每次期末打开邮箱，我都会笑着想起“啊，发现这么厚的作业”。 他开玩笑说:“没有调查费，没有课题费。 恐怕只有你才能把他们变成这样吧。”

“这只是选修课，所以我和学生们很少深入接触。 但是，我希望他们上这个课，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活力的人。 如果不盲从一个东西，证明已经出发了，就容易做了。 ’关于自己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堂课，郑也夫是这样说的。

2007年入学的褚文璐是郑也夫这门课的首批学生之一，她后来成为郑也夫的研究生。 她是上大学之前自己不太喜欢思考的学生，承认“主流语言比较有说服力，在高考报名时也是大流士选择的经济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郑也夫的治学风格部分影响了楚文璐的大学生活。 在一次读书会上，郑也夫是77级大三学生，他说当年高考合格率为4.8%，现在在60%以上，但他觉得“当时的高考竞争没有现在这么激烈”。 “郑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认为他太激进了。 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体验过或经历过不同的制度。 因为失去了想象，不奇怪，因为接受或承认了现状。 ”。

“经过那门课的训练，现在我有点不习惯社会现象。 我觉得自己活得更好，更聪明。 ”。 褚文璐说。

同样在研究生阶段开始深入接触郑也夫的李海蓉，也对以“批判”为主题的教育社会学课印象深刻。 “他生气了，但我生气的只有态度，他想带给我们的是理性。”

李海蓉来自乡下，接受采访时，她正在老家过新年。 也能听到公鸡在电话里叫声。 在郑也夫的课上，她的选题是“台湾高中和北大的比较”。 利用操作选题的机会，她认识了来自台湾的北大学生。 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李海蓉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非政府组织。 在台湾学生的暑假生活中，我也首次知道“做志愿者是比学习更重要的事件”。

“/h/”“在以前的大学生活中，从没这么系统地知道过其他大学。 我没有反省自己的大学生活。 而且，我觉得一切都像自己看到的那样，都是理所当然的。 ”。 李海蓉表示，这门课给了她不同的视角，“不再将学习视为判断教育成败的唯一标准”。

与她们不同，去年毕业的汤宁现在已经工作了三年多。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郑也夫喜欢说自己是“精神贵族”，经常告诫学生要做思想上的“体操”。 她说，郑也夫教自己很多东西，比如“生活上的顺从和精神上的批判是可能存在的，顺从不意味着被洗脑”。

实际上，这些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个声音很大，坐在教室最后能听到他声音的“超龄愤青”退休了。 他们也不知道，为了让这门课学生的作业能够统一出版，郑也夫找了好几家相熟的出版社，“我说如果你们想出版我的新书，学生们的作业也必须被捆绑出版。”

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各课学生的作业整理成书已经成为郑也夫的习性。 加上这本《科场现形记》，他已经为学生编辑过16本书。 “应该是打算留下一个沉重的记录吧。 回头看，我们很高兴。 我们踏实，我们不虚无。 ”。

五六年前，清华法学院的王亚新教授对他说。 “你的学生文集是我上课的必读书籍，有时比读他们的复制品，读你的书更有趣。 ”。 去年，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谢晓晶也找到了郑也夫。 “写剧本的学生必须来看你的学生们的文集。 现在的剧作家总是胡说八道，不知道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 ”。

拿着《科场现形记》讲这些往事，郑也夫高兴得像个孩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